在明代上层社会的建筑和家具中，使用量最大的是杉木，堪称“皇木”之首。杉木耐朽、防蛀，漆灰的附着力强，屹立千年的古建筑，其材质多为杉木。

据明朝万历末年编撰的朝廷档案《工部厂库须知》中记载，明宫为了制作“上用”家具，每年都要经过大运河从南方运入一千二百块杉木板枋，这还不包括临时性调拨修建宫殿用的鹰平木（即鹰架杉木和平头杉木的简称）在内，而同期每年运入明宫的花梨木却只有区区十段！

自从硬木家具的时尚大潮在清代兴起后， 杂木被贬称为 “柴木”，杉木也被贬称为“沙木”，其观念影响至今，人们往往讳言自己所藏杉木漆饰家具的材质，有关学术著作也往往对其只字不提。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杉木在明代家具中的地位，这对于明清家具史的研究以及家具的断代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漆饰家具的演变以及硬木家具的发展高潮

满清统治者在入主中原时，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强迫汉族社会变服同化的政治策略，导致局势动荡的力度之大，时间之长，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是罕见的。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上层社会家具的制作风格和使用材质中来。

清朝初年，由于南方的南明、三藩先后数十年的抵抗及叛乱，又加之清廷实行海禁、迁界的政策， 都严重阻碍了硬木，尤其是高档硬木的来源渠道。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清代早期的历史，否则，在明清家具史的研究中仍将演绎着神话。

公元1644年，当明王朝的大厦和起义军的短暂政权相继倾覆之后，在南方又陆续建立了多个地方性的明朝政权，史称“南明”。其中抗清斗争坚持最久的是年号为“永历”的桂王朱由榔政权，其控制地区主要在五岭以南的广西、广东、贵州、云南一带，与清军进行了拉锯式的长期战争，直到清朝康熙元年（1662）， 朱由榔被吴三桂杀害，大陆地区的抗清斗争才渐趋平息。然而，沿海岛屿仍控制在南明残余势力的手中。为了切断他们与大陆民众的联系，清廷继续实行着空前严厉的海禁以及迁界政策。

清廷实行的海禁、迁界政策之严酷，令人咋舌。据清人记载，顺治三年（1646）清军攻占广州，因抗清明军逃亡海上，即厉行海禁，“寸板不得下海”。次年清廷颁布的《广东平定恩诏》又明确重申：“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 自顺治八年（1651）起，又数次进行了扫荡式的迁界， “迁海边居民之内地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垣墙，立界石，发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见《海上见闻录》卷二，清·鹭岛道人梦庵撰）。

原明朝总兵吴三桂献山海关降清以后，被封为平西王，驻守云南。他在长期的战争中培植党羽，控制和影响了许多军队和地方，成为华南地区实力最强的武装集团。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叛乱，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及驻守广东的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也先后响应， 史称“三藩之乱”。这场战争席卷了南方大部分省份，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才被清廷所平定。

在南方地区频繁动荡的形势下，硬木，尤其是高档硬木的采伐及输入已长期陷于停滞状态。清代早期，除了明宫历年积存的一些硬木材料可供清朝皇室利用以外，硬木家具的生产已经十分萎缩，中、高档家具仍以漆饰家具为主流， 甚至还被远销到了俄国。 在故宫可以见到一些早清的无款家具（按：顺治至康熙早期的宫廷艺术品均极少有年号款，似乎与汉族工匠的故明情愫有关）多为金漆镶嵌工艺。由于清代早期南方地区的动荡局势与东北地区的资源开发、运路通畅等因素，北方制作的漆饰家具常使用东北产的红松、楸木等制作底胎，南方产的杉木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了。

这里，让我们通过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见闻，来了解清代早期中国家具的生产概况。在南方的三藩叛乱期间来到中国，并于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受到清圣祖玄烨接见的俄国特使尼古拉，在其所著的《中国漫记》一书中，对漆饰家具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传到我们这里的各种丝绸、瓷器、镶金雕花（按：作者对‘金漆镶嵌’工艺未谙表述）木箱以及漆雕，都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又，“中国用来为工艺品增添光泽，使之更为精美的漆，是中国特有的工艺材料，就象景泰蓝、瓷器、玳瑁、玉和象牙一样。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种漆的制作都是绝密家传的，即只许父传子……最贵重的颜色为透红的深咖啡色，颜色越浅，价格越低廉。”

做为一名受到康熙帝礼遇的外国使节，尼古拉所接触的社会阶层不会低，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家具却只有金漆镶嵌木箱以及因含漆量多少而颜色深浅不一的广漆（按：即大多数杂木家具表面所使用的涂料）家具。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硬木家具在清代早期时存在的生产低谷。

从清兵入关至海禁的结束长达四十年，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时期，漆饰家具的风格已经烙上了新王朝的印记。

清兵入关之初，农民起义军在撤离北京时，焚掠了明朝的皇宫，三大殿等中路主要建筑的毁坏尤重，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即加以整修和重建。为了适应满族统治者的生活习尚、审美情趣和政治需要，北京宫殿的室内格局和家具造型深受沈阳故宫的影响。靠窗的大炕和强调满族君主正统权威的宝座设置增多，原明宫里陈设较多的各种床榻则明显减少了。清宫家具的高度、体积和重量普遍超过了明代，室内陈设突出营造雄伟庄重与威严震慑的氛围。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北方中、高档家具的制作风格，就连南方生产的硬木家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当这些家具被认为是明代制作时，那些风格与之存在差异的明代漆饰家具则往往被视为落后地区生产的非主流家具。其实，后者的山西等产地在历史上也曾是富庶、时尚的华夏文明胜地，流入了相当数量的硬木家具，当地所生产的漆饰家具则是与其他发达地区的家具造型风格基本同步的佳器。

欣赏古代艺术品不能脱离它们的时代背景。明代漆饰家具的造型、纹饰和用料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们使用、审美的要求，同明式硬木家具是历史演变与时尚更替的关系，艺术风格和水平虽有差异，但春兰、秋菊，皆为奇葩。

笔者认为，如果把《山西传统家具·可乐居选藏》（美·柯惕思编著）一书所刊载的，以及散见于台湾的《典藏》（熊宜敬主编）、《艺术新闻》（郑乃铭主编）等杂志中的许多明代漆饰家具判为某地（譬如山西）生产的家具则可，视为地区性家具则不宜，因为它们具有明代家具普遍共有的特征，即使与明代后期江南书肆刊刻的书籍插图中的家具相比，风格也基本一致。视它们为地区性家具的看法，与把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在山西境内留存的唐代佛殿、宋代彩塑和元代壁画等视作非主流的地区性文化艺术一样不适当。究其原因，就是将清作的家具断代超前所导致的年代错位和审美排斥。

明式硬木家具广泛流行的鼎盛时期是在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清军广东水师擒杀南明总督周胜、总兵陈曾，攻占海南岛，对其特产的降香黄檀（黄花梨木的最佳品种）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之后。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次年解除海禁（以上政局变化见《清史编年》第二卷，林铁钧、史松主编），则更为降香黄檀及其他硬木大批输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宝岛海南省是热带林木的王国。清人屈大均在康熙中期所著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五中说：“海南五指之山，为文木渊薮，众香之大都。其地为离，诸植物皆离之木，故多文，又离香而坎臭，故诸木多香。”又，“海南文木有曰‘花榈’者，色紫红，微香，其文有鬼面者可爱，以多如狸斑，又名‘花狸’。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节花圆润如钱，大小相错，坚理密致，价尤重，往往寄生树上，黎人方能识取。产文昌、陵水者与降真香相似。”

古文的断句很重要，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降香黄檀与香料、药材中的“降真香”相似而非一物；第二，降香黄檀中最贵重、花纹最美者，往往是寄生着其他植物，营养十分缺乏，生长极其缓慢，实为宝中之宝。

海南岛古称“琼州”。明朝时，黎人与官府长期对抗，屡平屡叛。据名臣海瑞言，官府仅能控制方圆三、四百里，尚不及未占地区的三分之一大（见《广东新语》卷二）。俄国特使尼古拉在清代早期搜集的关于海南岛的情报也表明，“汉人（按：指南明政权的人）仅仅控制了海岸”（见《中国漫记》第199页），而且，他在海南岛的各类物产报告中并未列入花梨木。据明人何士晋在万历晚期编撰的《工部厂库须知》卷九中记载，明廷向开发硬木资源较早的广东省所征调的花梨木岁贡只有区区十段（他省皆无该项岁贡），且与其他硬木均为等额入贡，表明在当时，以黄花梨家具为主流的硬木家具时尚大潮还没有形成。

多种文献资料均显示，明朝对海南岛的降香黄檀资源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据明人王士性在万历中期编撰的《广志绎》卷四中记载：“（铁力、花梨、紫檀）三物皆出苍梧、郁林山中，粤西人不知用而（粤）东人采之。”可见在明代后期时，被开发的主要是岭南地区的硬木资源。那些明代制作特性明显的黄花梨家具，材质往往并非产自于海南岛的降香黄檀。例如，学者张德祥先生在《张说木器》（春元、逸明编）中提到有黄檀型黄花梨，“色淡黄，质细色浅纹理不明显。多见于较早期的明式家具。”

海南岛被清军占领后，在康熙王朝的强大统治之下，大批的降香黄檀及鸡翅木等优质美材被滥伐输入内地，为硬木家具制造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来源。《广东新语》卷二十五中说：“紫檀，一名‘紫榆’，来自番舶，以轻重为价，粤人以作小器具，售于天下。花榈稍贱，凡床、几、屏、案多用之。”在本章前面引述的关于“花榈”的那段文字中，屈大均甚至对海南岛各地产的降香黄檀木之品质差异都有分析，则更是当时清廷已经完全控制了该岛并且大规模地开发降香黄檀资源的明证。因此，降香黄檀家具相当集中地出现于平定海南、台湾之后的清前期一统盛世，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成因。

此时，清帝国疆域辽阔，海内升平，清廷大规模营造离宫别苑，八旗贵族以及汉族上层社会也大兴土木，广建豪宅。华堂需配美器，由于人们的生活习尚及审美情趣已与明代时不同，清代室内陈设所需的家具显著增多，致使出现了空前庞大的中、高档家具消费市场。清朝统治者从对海南岛的占领开发中大批获得的降香黄檀木硬度适中，又有大材，比重在硬木中较轻，缩胀率也较低（随着清代的室内陈设趋于固定化， 硬木家具沉重、易散架的缺点亦逐渐被淡化了）；特别是它的色泽、纹理十分美观，无须漆饰，制作精美家具的工期要比制作金漆镶嵌家具短得多，能满足清朝统治者的急迫需求，成为首选的硬木品种受到青睐，大批被用于制作中、高档家具。因此，传世的明式降香黄檀家具绝大多数均制作于清代前期以康熙朝为巅峰，余波延及至乾隆朝的这一次时尚大潮期间。在康熙末年的《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又名《胤禛妃行乐图》）组画中，降香黄檀等硬木家具被宫廷画师着意做了描绘，反映出当时皇室贵族们的时尚意趣，文人、士大夫们也竞相攀比购置，硬木家具广销大江南北，降香黄檀等佳树则浩劫亦至。

由于以宫廷、贵族和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巨大消费需求与丰富的原料来源，此时广州、苏州等地形成了众多专业的硬木家具作坊，它们生产的降香黄檀等硬木家具,既传承了明代晚期家具线条婉约的阴柔之美，又融入了清代宫廷家具雄伟庄重的阳刚之风，尺度推敲合理，雕琢精美适当，厅堂、书斋和卧室家具的功能配置也已经成熟、细化，造型、纹饰艺术和制作工艺的水平均达到了中式家具举世公认的顶峰。在黄花梨家具中，造型、纹饰艺术和制作工艺的水平最高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康熙朝的制品。学者马未都先生在《明清家具的纹饰》一文中，参照明清瓷器上纹饰的风格差异，对麒麟纹交椅及凤纹大柜等都做了精辟的分析，学者张德祥先生也把自己藏品中的精华定位于清前期，而非明代（见《张说木器》），它们都属于社会元气上升时期的艺术佳作。

笔者认为，在明式硬木家具实物中，以海南降香黄檀材质为代表的家具类型绝大多数并非产自于明代，它们甚至还要晚于清代早期，已经是满、汉等多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大融合之后的艺术结晶，在断代上应划入清前期家具的范围。如果把它们做为明代家具的范本去审视明代晚期的漆饰家具，会因为年代错位而有失公允，若脱离时代背景地将明末清初划入硬木家具的发展高潮时期，这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承载的。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它们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和艺术归类，使明清家具的断代象其他古代艺术品一样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