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钟表馆
在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平凡的Nothing Is Characterless
——专访馆长大卫·汤普森先生

　　与大英博物馆钟表馆馆长大卫·汤普森先生约好了星期五见面，他在人头攒动的服务台前直接朝我走来。他说：“这里只有你一张中国人的面孔，我想我不会认错人的。”此前我们在电话里曾经有过短暂的交谈，他有英国人常见的幽默，也有英国人罕见的亲切随和。见了本人以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学者风度。

　　汤普森先生很快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正如我想象得那样，屋里陈设着各式各样的时钟。在他电脑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木框大厚钟，表盘足有十五的月亮那么大，边框上的装饰已经残缺不全，但是它“哒哒哒”的跳动声却格外铿镪有力，甚至响得让人有点不适应。我问汤普森先生：“它这么大的声音？”他一边整理摊在桌上的资料一边开玩笑地说：“没有这声音，我心脏的节奏就会失调。”我大笑起来。在这种的轻松气氛中，我们开始了问与答。

　　话题就从满屋子的钟表谈起。汤普森先生语调平和却充满自豪感地介绍说，大英博物馆拥有大约1000种钟，4500种表，还有大量的钟表部件，它是世界上馆藏最为丰富的钟表博物馆之一。特别是表，其精品数量之多，几乎没有哪个钟表博物馆能与之相比。

　　我问他：“如果让你拿出三件能够代表你馆藏水平的钟表，你会选择哪三件？”他调皮地问：“只给我三个指标？”“对，只有三个。”他想了想说：“第一件，我会首推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钟。它是由当时著名的钟表大师艾萨克·哈布拉奇于1589年在斯特拉斯堡制作的。这座钟拥有非常严谨的内部机械装置，钟罩上布满了华丽而精湛的雕刻，它是艾萨克·哈布拉奇现存的几件稀世珍宝之一，而且完全体现了他的风格。”

　　这是一座立式的音乐钟，身高超过5英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上部罗列着几层精致的金属雕像，它们有实际的功能。比如，基督教传说中的东方三博士雕像每隔15分钟就会出来敲钟，整点的钟声响过之后，钟内的音乐装置将被启动。三博士的下层是一个旋转小舞台，台上的7组神像分别代表着一个星期内的7天，它们按照自己“当班的日子”，乘着野兽拖曳的战车轮流出场。而真正的时钟被放在中间的显要部位，小时和分钟显示在两个不同的表盘上。钟的下部是一个天象盘，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一年中太阳和月亮在各自轨道上运行的位置。

　　汤普森先生认为，这座钟在工艺上已经达到了当时的顶峰，它的主人中不乏显赫的人物，罗马教皇塞克斯特斯五世和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就在其列。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辗转，这座音乐钟于1849年出现在伦敦一个皇室展览会上，英国著名的钟表收藏家奥克塔维厄斯·摩根发现后，立即写信给大英博物馆，建议博物馆将它买下。但不幸的是，当时大英博物馆资金拮据，竟拿不出区区的100英镑。奥克塔维厄斯·摩根只好自己买了回去，并把它陈设在南威尔士家中的楼梯旁。1888年奥克塔维厄斯·摩根去逝后，他的家人把这座音乐钟作为遗物，连同他多年的收藏一起，赠送给了大英博物馆。

　　汤普森先生举出的第二件珍贵馆藏是十七世纪晚期、由托马斯·坦帕恩制造的一款以发条为动力的座钟，这只钟在上足发条的情况下可以走上一年多。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钟表如此长时间地运行，它的内部需要设置更多的零部件以保持动力持续，如零部件彼此的比例不合，动力就无法传递，钟表将拒绝工作。托马斯·坦帕恩是第一位成功地攻克这些难题的英国人，他的钟还可以在一年内敲击56940次，而当时大部分时钟只能在7天内敲击1092次。

　　钟的外壳用上等的黑檀木制作，并配以银和镀铜雕刻，这使整座钟看上去富丽堂皇，精美绝伦。钟的顶部站着一个布列颠人的塑像，他一手拿着长矛，一手拿着盾牌，盾牌上刻有代表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和代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十字，他的脚下有一枚皇家徽章。这说明，这座钟是1689年苏格兰议会同意与英格兰组成联合王国以后完成制作的。

　　据说这座钟也曾在英国的皇亲贵族中相互赠送，从1793年它被转到莫斯泰恩公爵手中后，他的家族开始记录这座钟的运行情况，他们用细致的观察、生动的笔触，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有趣文字。比如，1884年9月17日的记录写道：“这座钟于晚上9点45分被罗伯特先生、布莱先生等人的到来深深地伤害了，它虽然没有完全停下来，但却慢了整整两个小时。”

　　1982年大英博物馆从莫斯泰恩家族手中买下了这座钟，那时汤普森先生刚刚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3年。当人们把这件传奇的物品搬进来的时候，汤普森先生说：“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幸福感。”

　　谈到表，汤普森先生认为，大英博物馆中值得炫耀的宝贝更多。他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一排橱柜中的一个，拉出最上层的抽屉，然后把它放在桌子上。抽屉里有几十个小格子，每格放着一只怀表，每一只都堪称精美玲珑的艺术品。汤普森先生轻轻地从中挑出一块珐琅上镶满钻石的怀表来，他说，这块表是非常贵重的一件馆藏。它的制造者是法国人大卫·布盖伊。16世纪中叶直到17世纪早期，他一直在伦敦居住和工作，这块表就诞生在这段时间。当时珐琅还是很稀有的工艺，再加上表面上至少十几颗钻石，它代表了那时伦敦钟表市场上最豪华的水准。

　　我想，如果有十个“指标”，汤普森先生同样会把它们讲得栩栩如生，在他眼中，他的博物馆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平凡的。他认为，大英博物馆的馆藏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这里工作是非常荣耀的。“在这个钟表馆里，每天研究、照看这些世界上最著名、最杰出的收藏品，这是我一生的梦想、我的至爱，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

　　从20岁多起，汤普森先生就开始对钟表发生了兴趣。非常幸运的是，他进入了东伦敦的汉克尼学院专攻钟表制造。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改做它用，但它的毕业生汤普森先生却在这个领域里越钻越深。1979年离开学校后，他直接进入了大英博物馆，从馆长助手做起，至今已是第28个年头了，1995年他从前任手中接过了馆长的担子。

　　谈到很多国家的博物馆都面临着资金短缺、观众和展品不足等困难，汤普森先生说：“大英博物馆每年有500万参观者，凡是到伦敦旅游的人必到大英博物馆，所以我们不愁没有观众。我们的展品也多得展不过来。钟表馆虽然已经关闭了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我们准备大幅地更新展品，加入更多的现代钟表，明年9月将重新向公众开放。至于资金问题，我想这是所有的博物馆，甚至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没有人会说他不缺钱，我也一样，我们的钱从来没有充足过。但这是一个应该由董事长考虑的问题。对我来说，只要天天和这些钟表在一起，研究它们、照看它们，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没有啦！”

　　汤普森先生曾两次访问中国，其间对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的拜访给他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他对我说：“你想想，在万里之外我遇到了一些人，他们在从事着我所热爱的工作，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照看着同样的东西。虽然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但心灵在相互地呼应着，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那种感觉让人多么温暖。”

　　我问他：“作为馆长，能不能描述一下你自己的管理风格。”他笑了起来：“我是一个只有两名部下的领导，没有什么管理风格可言。我们每个人有自己一摊工作，大家各干各的，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团队。”我又问“那我能不能把‘团队精神’理解成你的管理风格呢？”他想了想答到：“我不反对你的说法，不过这种风格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我营造出来的。”

　　汤普森先生平时忙得很，他不但著书立说，还为钟表收藏爱好者们举办讲座。每天下班回到家里，他还是继续面对钟表。他说：“研究钟表不仅仅是每天朝9晚5的一份职业，它也是我的生活方式。”但是汤普森的日子过得并非铁板一块，他经常和妻子一起去听歌剧，也拾缀自家的花园，甚至自己种蔬菜。他还收集了400多种开瓶器（瓶起子）。

　　有自己热爱的工作，生活又这么丰富多彩，但汤普森先生却想不出自己的人生感悟。我最后向汤普森先生问到这个问题时，他站起来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许只有毛泽东那样的哲学家才能回答你。我不是哲学家，我的使命就是照看这些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