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牛津求学

　　凭着其热情与天分，以及对当时一系列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张维迎很快在思想剧烈碰撞的80年代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者。但他并没有陶醉于已有的成绩，他很快意识到由于条件所限，自己所受的经济学训练仍不够全面，学术功底不够坚实，还需继续深造。1987年，他获得了一个赴牛津大学做一年访问学生（不是访问学者）的机会，并于当年10月成行。

　　在牛津做访问学生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他感到自己先前在国内通过自学接触到的一点西方经济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窗户上的一个小孔所看到的一角街景。”按项目要求，作为来自中国政府部门的访问学生，主要任务是跟着导师学习经济政策分析。但他主动请求只学微观经济学。他非常发奋地学习，但越学越感觉到要学的东西太多。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于1988年底回国。但是他已经决定，一定要到牛津去攻读博士学位。做访问学生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正式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

　　接下来的四年无疑是让张维迎终生受益的四年。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By course”，一种是“By research”。前者要修完全部规定的课程，并通过严格的考试，然后再撰写博士论文。后者则是就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研究成果经评委会认定达到博士学位标准后，即可授予博士学位。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生来说，后者也许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选择。但是张维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认为，只有“by course”，才能全面地掌握经济学的各门核心课程，同时熟悉各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数学方面的工具。当然，这意味着“苦”！但是这正是张维迎二赴牛津的初衷，所以他知难而进。他知道，越是基础的东西越是重要，越是枯燥的东西越是要在念书的时候就把它钻研透，因为毕业之后，要再来在某些方面“补课”就很困难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夹生饭一旦做成，要再回炉就难了”。他一丝不苟地研读老师所开出的各种文献，出色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不仅要学好自己的，还要帮助基础较差的同学。而他所交的作业，则常常被导师从任课老师处要回，作为范本保存。他还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弥补自己在某些基本分析技术方面的不足，例如数学训练方面的不足，数学是国内文科学生的一个弱项，但却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幸而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时候就旁听过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程，并且经常同数学系的栗树和等同学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所以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要真正地理解现代经济学文献中运用到的许多高深的数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要在自己的研究中熟练地运用，则更是难上加难。后来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中能够较为娴熟地运用数学工具演释其理论，实在是和他自觉努力分不开的。

　　在国内的时候，张维迎就对企业与企业家的问题有过校长时间的思考。这当然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刺激的结果。到牛津之后，他发现企业理论实际上是70、80年代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领域之一，但是现有文献并未对企业内委托权（principa1ship）应如何分配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比如说，科斯等人研究了为什么存在企业，但没有回答为什么是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成为企业的“老板”；7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激励合同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但在这种理论中，委托－代理关系是外生给定的，而在张维迎看来，最基本的问题是，究竟谁应该是委托人？谁应该是代理人，因此他决定就这一问题来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James Mirrless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的悉心指导，这两位导师对张维迎也十分器重，认为他是他们遇到的少数可能对经济学作出贡献的学生之一。尽管莫里斯教授平时工作繁多，但仍然坚持两周见他一次，讨论与论文有关的各种问题，从基本思想到分析方法无??侈最幸运的学生，因为即使在牛津这个以“导师制”（tutorial system）着称的学府，能分享到导师如此多时间的学生也的确是不多的。导师的厚望使张维迎更加加倍地努力，到1991年底，论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工作就已经完成，初稿作为硕士论文获得了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best thesis）。由于论文和各项考试成绩都很优秀，他获得了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该奖学金是英国经济学方面最有声望的奖学金。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同时又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颁发的以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命名的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该奖学金数额颇丰，在全英范围内每年只有一个人获奖。

　　张维迎的博士论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企业中，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而又非常基本的理论问题，它是如此基本，以致许多人都会不自觉地把它当作一个无须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又是认识许多重要问题的关键。在经济学上，越是这样基本的问题，也越难处理。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张维迎借助于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独到的阐述，出色地完成了论文。他首先对有关的企业理论文献进行了一个批评性的回顾（对企业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不难发现，这篇回顾对我们了解近二、三十年来企业理论的巨大发展实在是大有帮助的），然后分三个步骤来展开自己的论述：首先通过一个，“隐藏行动”模型证明，为什么要由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充当剩余索取者，即企业家；其次通过一个“隐藏信息”模型证明，为什么一个拥有财富的人（资本家）更容易成为企业家；最后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在均衡情况下，什么因素决定什么人将成为企业家、职业经理、工人或纯粹的资本家。整篇论文结构紧凑，逻辑严谨，而又充满创意，被他的导师称为未来研究生论文的一个范本。在1994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年会上张维迎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得到与会者的好评。著名经济学家、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赫姆斯特姆（Holmstrom）认为他的研究非常有意义。难怪其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经面世，即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不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几乎是人手一册，首批印刷5000册，但三个月后出版社就不得不加印。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就这本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30多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张曙光、汪丁丁和张春霖分别写了书评发表在《经济研究》和《中国书评》上，张春霖的书评还应读者要求在《经济学消息报》上连载。张维迎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院校以自己的企业理论为主题发表演讲，可以说是场场轰动。

　　从表面上看，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似乎是一本纯理论的学术着作，充满了数学符号和公式，与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但真正读懂这本书的读者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书中的思想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独特的理论指导价值。特别是，他提出的“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在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了强烈反响，被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教授称为“张氏定理”。由于他在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和影响，张维迎被国家体改委聘任为“现代企业试点咨询委员”，并多次被国家经贸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邀请在有关会议上作主题演讲。张春霖博士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一文中运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的概念框架、主要结论和分析方法，“探讨了一个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部，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回国后张维迎还不辞辛劳地奔赴山东、深圳、上海开讲座。有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惊讶于这位洋博士竟能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问题说得如此到位，以至怀疑“张博士真的是从英国回来的吗？”张维迎常说“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自己的理论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张维迎在牛津求学的收获远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在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同时，他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洞察力。读过他文章的读者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对经济问题分析之精辟和透彻，往往不是一般的文章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