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即使对被无数圈内音乐人称赞的《寂寞公路》并不熟知，也必然会对被打上了时代烙印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记忆犹新。从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爱要怎么说》开始，深厚的学院化根底、儒雅的书生形象、高亢干净又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和东西方音乐结合的独特表现方式，让伍思凯在当年新人辈出的台湾乐坛，迅速占领了一席之地。虽然多年始终不曾跃居一线，但那些曾经深植于记忆中的歌曲，在不经意间响起的时候，总会在多情的人们心底泛起层层涟漪。这是伍氏情歌的魅力，也是时代赋予的色彩… 　　伍思凯，台湾著名歌手、作曲家、音乐制作人。1988年，当时刚毕业于复兴美工的他在pub驻唱，结果被当时著名的制作人陈复明发掘，进而灌录第一张唱片。历经了台湾乐坛最鼎盛的十年，代表作品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舞月光》、《情网》等 　　台湾的驻唱文化 　　“西洋乐队鄙视搞民谣的，民谣鄙视搞摇滚的，两边互不来往” 　　说到台湾的流行音乐史，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驻唱。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驻唱文化风靡一时。一派是沉溺于西洋音乐的叛逆不羁的小年轻们，诸如伍佰、赵传等；一派是努力执着地维系着台湾民歌衣钵的民谣歌手，诸如：罗大佑、蔡琴等等。当年，他们的歌声环绕于台湾大大小小的民歌餐厅、西餐厅、PUB里；时至今日，他们已经成了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扛鼎人物，植根于时代的记忆中，永不褪色。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十七岁就组乐队的伍思凯。 　　南都娱乐：你的音乐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比较多，和从小玩乐队的经历分不开吧？ 　　伍思凯：是的，最初我受西洋音乐的影响确实蛮大的，刚开始喜欢重金属摇滚，后来听得多了，爵士、说唱、Funk Music、R&B、电子舞曲……我接触音乐比较广泛。所以后来我自己的音乐里，也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元素，比如爵士音乐，会有R&B、电子舞曲。 　　南都娱乐：后来你们乐队在酒吧演唱，能挣到很多钱吗？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伍思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大学校园巡回演唱，演出一场是500台币，排练的费用超过一千块。几个人拿着最便宜的酒扎，打临工，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后来有一次我在练习的时候被贝司手骂了，说我不懂音乐，节拍跟不上，又唱不准，被骂得很惨。痛定思痛后告诉自己要好好努力，经过半年时间苦练，正式加入了一个好的乐团，开始在酒吧演出。那时候，我一天大概表演一个小时，一个月不休息大概能挣到两千块，攒了8个月的钱买到了当时很贵的西洋乐器（在二十四五年前，一般一年才挣到属于自己的乐器）。就是凭着兴趣和执著，做自己最大的爱好，赚的钱虽然不多。 　　南都娱乐：那时候的歌手是不是都非常流行在酒吧驻唱？ 　　伍思凯： 那时候台湾还有美军，常常去酒吧，喜欢听现场乐队的东西。苏芮、罗大佑、李宗盛都在酒吧驻唱过。那个阶段的中文歌曲有两大类，一类是民谣歌曲，另外一类是酒吧演唱的歌手。 　　南都娱乐：那时候搞民谣的和搞摇滚的似乎互看不顺眼。 　　伍思凯：对，西洋乐队鄙视搞民谣的，民谣鄙视搞摇滚乐队的。两边的人当时都互不来往的，后来聊起来，还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互看对方不顺眼有一个原因是：搞民谣的觉得自己受过高学历，觉得搞乐队的那些人留长头发不修边幅的人是自以为是；搞乐队的觉得搞民谣的很闷，一把吉他从头刷到尾，搞乐队多过瘾，四五个人想干吗就干吗。两方面其实是极端的乐风，所以各自引领不同的风潮。后来西洋音乐渐渐在台湾地区有更多的机会听到的时候，毕竟它的音乐多元化，风格比较多选择，所以后来那一代的民歌就逐渐没落了，渐渐地东方色彩偏向西洋方向。 　　南都娱乐：那时候的音乐环境确实比现在单纯很多吧。 　　伍思凯：我们当时就处在浑浑噩噩的少年阶段。那时候内地叫扒带子，必须要自己把乐谱听下来，比谁扒得细致、谁扒得像，大家都是这样扒带子长大的。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该谁独奏时谁音量太大，各看各不顺眼，大打出手，隔天狼狈继续上班。因为当时极少有宣传媒介，听到的西洋音乐就觉得特别珍贵，甚至两个乐队为了抢偶像乐手的海报而大打出手。 　　从《爱要怎么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一直到《心动了》、《想念》，伍思凯20多年来用他的歌声对几代歌迷进行着爱的教育、爱的抚慰 　　男高音横行的台湾乐坛 　　“那时候歌名弄得就跟广告词似的” 　　1988年，涌现出了王杰、赵传、郑智化、陈升、张雨生、伍思凯、黄舒骏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男歌手，缔造了流行音乐的鼎盛时期。台湾民歌开始逐渐没落，乐坛步入了流行音乐工业的养成初期。耳熟能详的流行经典、雨后春笋般的男高音们、规范化的唱片公司……都为这一阶段的台湾乐坛立下汗马功劳。作为贯穿始末的一分子，伍思凯自言庆幸赶上了绝佳时期，大有缅怀好时代一去不返之势。 　　南都娱乐：你第一个签约的唱片公司是可登唱片，那时候的台湾唱片行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伍思凯：当时没有版税制度，比如出了一张新专辑，给我五千块人民币，这张就是人家的了，后面卖一百万张跟我也没关系。 　　南都娱乐：你在刚签约公司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发专辑，而是选择翻唱一些红歌，为什么呢？ 　　伍思凯：我当时在服兵役，老板说你没事你就来录音室玩吧，我就想唱一首歌给500块不赚白不赚。而且当时是偶像歌手当道的时候，我们要出头很难，一般是先用哗众取宠的方式让大家记住自己再去喜欢自己。我在校园办演唱会的时候，中间刚好是唱流行45转的歌曲（下文有解释），学生觉得特别好玩。唱片在中南三万全部售完，到了过年后，30万张全部卖完到来不及补货，就这样一下子红了。 　　南都娱乐：你在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前，和马玉芬、彭佳慧等灌录了一张翻唱的合辑叫《可登流行45》，听说卖得特别火，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伍思凯： 唱片大概有4种格式， 16转、33转、45转和66转，最后才变成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格式33转。为什么叫流行45？其实就是当你听到好的33转的抒情歌曲，为了要用同样的节奏，带给大家欢乐的气氛，就转换成45转的。就有点像磁带快进的感觉一样。当时做《流行45》只是觉得好玩，没想到它帮可登壮大成正式的唱片公司。《流行45》的风格就让别人听了很欢快，觉得很好玩。 　　南都娱乐：《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一首歌，您自己也没有想到会火到这种程度或这种火的程度让你可能也觉得很意外？ 　　伍思凯：当时是我第一次出国，是希望跟我的第一任女朋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时，我却单纯地很想念我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当时的心情是压抑着悲伤渴望阳光的，所以这首歌也是阳刚与柔情并济，起伏非常大。其实我的作品一直在台湾地区都得到了认可，可在内地和香港的还没有广泛地被大家所认识。可这首歌曲，却红透了整个华人地区（包括国外的华人侨胞），红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 　　南都娱乐：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台湾乐坛不约而同地刮起一阵以长歌名做专辑名的风潮，像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唱片，就都披上了这种极具时代色彩的长名。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伍思凯：因为当时有很多广告界人士涉足了唱片界。所以在包装音乐的时候，有些构思和创意会和广告思路很像，把歌名弄得就跟广告词似的。 　　南都娱乐：当时乐坛一下子就出现了好多男高音吧？ 　　伍思凯：在罗大佑跟苏姐他们之后，1988年同时有张雨生、黄舒骏、赵传和我等七八个人，每个人都在乐坛上引领风骚，也算是在华语歌坛上留下很好的记忆。 　　南都娱乐：这种流行，是凑巧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伍思凯：因为唱片公司对唱片市场会多推前三年的功课，你现在预料的是后三年的流行，同时会有这么多高音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唱片公司都做这功课。我记得当时西洋乐坛流行的，都是清亮的歌声，唱片公司嗅到未来发展趋势的味道。当时有很多流行音乐大赛，他们在发掘这些人才的时候，一定是以中高音为选择的标准。像我是中高音，黄舒骏是中高音，赵传跟张雨生是纯高音，张信哲隔年出来也是高音，乐坛当时其实是一片高音，这个逻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因为高音比较容易抓人耳朵，以频率来判断，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会先听到高音，高音会先传到你的耳朵，中低音要用耳机去听，对普通人来说，哪有好的音响去听中低音，中高音为什么会盛行，我觉得还是有些讨巧的。 　　南都娱乐：你不仅自己唱歌，还给别人写歌，给张学友写的《情网》一直被人传唱，甚至连张学友本人都说喜欢这首歌的程度超过《吻别》。不过感觉现在有点被唱滥了，你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这是不是你想看到的呢？ 　　伍思凯：当时我写歌是没有目的性的，想到就写。后来有朋友说张学友在选歌，我就给他了。 　　他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推出我的第六张专辑。他的大卖，但是我的却卖得很差。从此以后，唱片公司就不准我帮男歌手写歌。所以，除了帮张信哲写以外（因为他是我好朋友），我就不帮男生写歌了。 　　香港乐坛的“过江龙”时期 　　“背负商业的框架去做音乐，对音乐人来讲是一种伤害”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流行音乐的大举进军香港，并在短时间内攻陷了青黄不接的香港乐坛。童安格、周华健、伍思凯等纷纷在港推出唱片，得到了歌迷的大肆追捧，也成了香港本土最具权威的四大颁奖礼上的大赢家。但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香港流行音乐的复苏，四大天王的出现，让这批被称之为“过江龙”的台湾音乐人的赴港梦，仅成了昙花一现的美好愿望。 　　南都娱乐：香港流行乐坛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敞开了怀抱，包括齐秦、王杰、庾澄庆和你等等台湾流行歌手都在香港红了。聊聊当年香港乐坛的情况吧。 　　伍思凯：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一年我们参加了几个重要的奖项，张洪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童安格《你知道其实我不懂你的心》，哈林《让我一次爱个够》，潘美辰《我想有个家》，当年就是我跟安格运气比较好，可能歌曲朗朗上口，拿的奖项比较多。那时候，华语乐坛的国语歌曲在香港几乎也算是个全盛时期，因为香港本身小，他们大部分都翻唱西洋歌曲，特别像梅艳芳、张国荣他们。他们唱日本歌、美国歌曲，后期大量翻唱台湾的国语歌曲，因为他们发现台湾创作音乐人提供另外不同的音乐让他们做选择。那一两年算是台湾音乐的全盛时期，我们这批台湾音乐人被称之为“过江龙”。 　　南都娱乐：那后来为什么你们都渐渐退出了香港市场了呢？ 　　伍思凯：可能是不习惯香港的音乐环境，因为香港是速食文化，这么小的地方，艺人却并不比台湾少。在这个花团锦簇的地方，你要得奖，就肯定要出唱片，它每年都有固定几大颁奖礼，你想要获得肯定，就要去拜码头，参加各种典礼，太多形式的东西，你在背负商业的框架去做音乐，我觉得对音乐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伤害。 　　南都娱乐：有人说最近这两年是老歌手的第二春萌发期，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伍思凯：首先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新生代的人满足不了整个阶层，曾经听我们那些歌长大的人成了市场上主要的消费群体，他们会渴望曾经陪伴他们成长的音乐，有这样的渴望，我们这些歌手就被唤出来了。我们还是音乐圈的中流砥柱。 　　南都娱乐：今年2月份本来有个潘越云的演唱会，但据说票房卖得不好，所以取消了。你觉得这会不会也是复出老歌手的潜在危机呢？ 　　伍思凯：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评价。不过像我了解的费玉清，他曾经在上海地区做演出，是从一千人的小型演出慢慢做起来的，先是培养观众，让大家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后来加到两千人、三千人，再加到五千人。包括蔡琴也是。我想潘越云可能是还没有呼醒观众吧，毕竟她也这么久没出来了。有点激进了。办演唱会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办的，在办之前功夫得做够。 　　记者手记 　　伍思凯的洁癖 　　伍思凯的“音乐洁癖”听得多、也见得多了。他的新专辑《小伍，歌，故事的第一行》一做就是两年，截然不同的情绪、推陈出新的曲风、还有音乐人的反骨和叛逆都在其中一一呈现。不过没想到在音乐之外的他，依然半点也不肯有半点马虎。提前几天就遣工作人员了解拍照的坏境、详细核对采访问题、就连对妆容的要求也一丝不苟。这是伍思凯的固执，也是艺术家的洁癖。 　　只有爱音乐的人才会如此一如既往 　　被台湾歌坛誉为“爱的歌手”的伍思凯，从《爱要怎么说》到《最爱是你》，再到《爱的钢琴手》，他一直愿意跟我们“谈谈情、说说爱”，似乎那张一出来就已经注定沧桑的脸，已经写满了爱的故事，随时请我们阅读一番。他的音乐就像我们曾经贴在墙上的贴画，陪伴一代人度过了无数个成长岁月。如果你是一个懒惰的人，甚至可以从他的歌声中寻找到种种生活感受的真实写照，恋爱、失恋、错失、甜美？？都一一在那歌声中了。 　　伍思凯是那种全能型的音乐人，不管是在民谣与西洋风争宠的岁月里，还是在高音男歌手独领风骚的日子里，他都能在一群实力派与偶像派的夹缝中将歌声留给那些懂他的人。不知道那些在伍思凯的歌声中得到过爱的教育的人，是否还会在需要的时候重新哼唱起当年的那些老歌。在风云变幻的娱乐圈中，伍思凯不但不再年轻，也与这个时代显得有点隔膜，他不够时髦，不够花哨，甚至在红男绿女中显得有点尴尬——但也许只有那个永远兢兢业业、较真卖力的伍思凯才能唱出如此深沉而高亢的歌声，那歌声又是总能轻易跨越时间的痕迹轻轻敲打我们那根感性的心弦。 　　耐听、浓情、够味，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他总是能创作出感动人心的旋律，再用他高亢嗓音唱出令人激昂的情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在某个论坛上，有个痴情的男孩在用这首歌寻找他失散的女友，剧情虽狗血，但也许被其牵动的某根神经是真实的——你最爱的那个人，就是你什么都逃不开的人。 　　有人说，就算没有文字，他的音乐，仍然是完整的。配上文字的伍思凯的音乐，在爱情和友情两部分的表现，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爱情中的他，是隐讳而飘忽的暗蓝色；谈起朋友的他，跳动的是明亮的希望。 　　顺着时间的光晕追溯，如果你从他的《爱要怎么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等专辑开始听，一直到《心动了》，再到《想念》等专辑，你会发现所谓伍氏情歌，曲调和意境都极具标签性，曲调易记、唱腔独特，尤其是他偏爱在紧凑的旋律中数度攀升音高，都是他的注册商标。不管你是一个器物，还是一部文艺作品，在时间的刻度里只要留下痕迹的就应该算是经典。伍思凯在曾经辉煌过后，20多年后还能有创作，并且味道不改，这大概只有真的爱音乐的人才会如此一如既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