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回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除了艺术家的身份,他还是一个教师、一个副院长、一个被教育部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两年前,徐冰上任之初,曾表达过对艺术教育的看法,“将当代艺术和学院教育对立起来的教师和艺术家都是没出息的”,如今,他用实践证明着自己的论调。
　　两只大鸟终于被拽了起来。六台起重机把这两只锈迹斑斑又鲜艳夺目的“凤凰”拉到了半空,在北京的大风中,两只由建筑废料焊接成的凤凰摇摇晃晃地停在了离地15米的高空。
　　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广场上,人们面向凤凰翘首、掂脚、傻笑、拍照……
　　两只“废料神鸟”的背后,有仍在通车的旧铁轨、低矮破旧的小饭馆、正在搭建的高级住宅,再往远处,透过一层沙尘和雾霭的混合物,能看到CBD威风霸气的写字楼和尴尬的“大裤衩”。
　　徐冰站在两只凤凰下面,微笑地看着自己耗时两年的作品缓缓升空。他的周围,站着当代艺术大腕、学者诗人名流还有他目前所供职的中央美院的领导。
　　“凤凰”的隐喻
　　在那两只巨大的凤凰升空之前,在今日美术馆的二层大厅举行了徐冰《凤凰》项目开幕仪式。徐冰戴着黑框圆眼镜,披着半长的乱发站在人群中间,一直保持着主人式的礼貌微笑。主持人是著名诗人欧阳江河,他向大家介绍了来宾,其中有著名当代艺术家张晓刚和刘小东,还有中央美院的党委书记。

书记在一群当代艺术家面前表态说,“并不知道徐冰这两年来为了这个大作品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如果知道,学校一定会提供帮助。”并称赞徐冰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作为当代艺术家兼中央美院副院长的徐冰,矜持地感谢了所有人,语言有些木讷,他断断续续地阐述着作品理念,显得知识分子气息十足。完成《凤凰》这个巨大的项目,徐冰用时两年,而这两年也正是他回到国内、任职中央美院的两年。
　　2008年1月,台湾睿芙奥艺术集团总经理郭倩如找到徐冰,希望他能为某财富大厦的大堂制作一件作品。彼时,徐冰刚刚低调到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几天。“对方说,如果答应,可能会给美院学生一些资助。人家也没说一定给。”两年后,徐冰坐在记者面前回忆,事实上,那些承诺只是对方的客套。
　　在后来的回忆中,徐冰曾半开玩笑地坦陈,“刚到任,很想表现一下自己特有本事,能帮助学生也是好事。”
　　徐冰回国后第一个大型艺术项目就这样开始了。他到CBD工地去考察,看到了工地凌乱的废料、不断搬移的农民工板房、从老家带来的充满乡土气息的被褥,这一切的背后是高大的写字楼和金融中心,这些零散的建筑材料,甚至这些灰头土脸的 农民工都成为了这个城市最体面区域的排泄物。
　　徐冰决定用这些建筑废料制作两只飞翔的鸟。鸟的意象一直潜伏在徐冰的脑海里。他喜欢鸟类飞行时优雅且凶猛的姿势。徐冰最初选择了是仙鹤。他画了草图与甲方商榷。对方告诉他,“仙鹤有驾鹤西归之意,不吉利。”于是,徐冰改鹤为凤凰。
　　他一边处理着中央美院的工作事务,一边忙碌地在北京找制作工厂,买建筑废料,修改图纸方案。这注定是一个只能发生在当下中国的作品。在西方生活18年的徐冰,一头撞上魔幻现实的北京,这些奇异丛生的景象成为了新灵感的温床。看似美妙的外表却都由粗糙的材料造就,暗藏污浊的片段也能凑合成光鲜的羽毛,两只凤凰成为了中国当下城市的巨大隐喻——笨重地飞翔、粗糙与粉饰、内心锈迹斑斑外表花枝招展。

徐冰开始用作品填充自己庞大的野心。这两只凤凰也是他回国后的一种宣示,对于创作继续向前的宣示,而同时,这似乎也是对于美院副院长身份的补充——体制内的行政身份与当代艺术家的锐气并不相抵,至少他想证明,对于徐冰来说二者是可以融合的。
　　创作和环境都是中国式的
　　在徐冰的原计划中,制作这两只凤凰,只需要两个月。可他毕竟离开中国太久,如此庞大的作品,涉及庞杂的工程,牵扯各个领域,两个月只够用来做准备活动。
　　接着北京奥运会来了,所有工地必须无条件停工,当巨大的建筑工地暂时休克,排泄物又从何谈起——所以说,不光是灵感,就连困难都是中国式的。徐冰只能等待,或者去外地购买建筑废料。
　　从2008年初,徐冰一直扎在北京东郊的一间大工厂里为凤凰选择零件,修修改改,最终确定了凤凰的头是一台挖土机,凤冠是一串安全帽,翎毛是一把把拼起来的铁锹,身上披了红白蓝的工地围栏布……
　　“我觉得核心的感觉应该是中国的,很土的方法。”徐冰说,“用现成物做作品并不新,但是中国艺术家与西方人对待物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对待物的态度是物尽其用的,其实是农民式的。”
　　无论凤凰抑或建筑废料,材料本身的符号性都过于强大,徐冰在工厂里使劲对抗着,想办法把符号性化为己用。“一旦让符号性为自己服务了,能控制它了,作品就会变得很强。”徐冰说。他在工厂里拧巴自己的时候,还要顾及学校,他毕竟不再是那个身份单一的“独立艺术家”,他还是一个教师、一个副院长、一个被教育部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

徐冰坦陈,做“凤凰”本质上属于下班后的私活。
　　两年前,他上任之初,曾表达过对艺术教育的看法,认为“将当代艺术和学院教育对立起来的教师和艺术家都是没出息的”,他也看重基本功,希望能够为本科生带基础课,而且认为无所谓体制与否,“谁又不在一个体制中呢?”
　　所以这两年中,他把时间切成两块:私人时间做“凤凰”,上班时间忙行政。“我手机24小时开着。”徐冰说。他虽然不用坐班,但要经常开会,他分管学术,是学院的二把手,哪个会议能不参加?另外,他还要负责做展览,央美美术馆的重要展览几乎都有徐冰的策划痕迹,比如2009年底开始的《素描六十年》,他就十分看重;有时还有“政治任务”,比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由徐冰主抓。对于一个独立艺术家来说,这有些尴尬,但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自己的解释,“为中国造型,是中央美院的传统。”
　　“我的本事就是紧紧抓住这个时代”
　　计划中的两个月,在现实中被拉长到两年。两年后,凤凰终于完工。2008年和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跌宕起伏。两只凤凰不可避免地被附加了意义,比如最直观的涅与重生。
　　对于这些徐冰也都认可,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最信奉的还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他知道,这个阴魂不散的句子已经成为了让人厌烦的意识形态式的说教,但是“我真这么觉得”。
　　上世纪80年代制作作品《天书》也是因为弥漫全国的文化热,他用那样的方式与现实对接,20年后,面对中国的奇异、怪诞和膨胀,徐冰选择了这两只大鸟,同样指向现实。“我的本事就是紧紧抓住这个时代。”徐冰说。这话正面听起来有些猖狂和中庸的混杂味道,但细想起来却也坦诚。他说,时代进入现代,他就成为现代艺术家;时代进入当代他就成为当代艺术家;时代让他在国外生活18年,他就成为国际艺术家;时代把他甩回国内,而中国当下又成为最有实验色彩的地方,他就成为了最实验的艺术家。

“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分就是,我回到中国,从中国的材料、环境和文化的上下文因素中,获取了新的灵感,创作了新的东西。”徐冰说。到目前为止,他认为自己回到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纽约前卫艺术圈的徐冰已经可以预判将来会发生的一切。纽约确实仍是世界的核心,但只不过生活有些趋于凝固;而中国不同,这里有可能发生任何事,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潜伏着随时会爆炸的可能性。
　　徐冰愿意在这里,从实际层面上说,“这么大的东西在国外可不好做”,从更大的空间来讲,这里有空间以供挥霍,这里仍是个试验场,一切远未结束。
　　两年前,徐冰上任之初,外界有欢呼也有担心。担心的是一个先锋艺术家与传统行政体系的磕绊,欢呼者觉得当代性和新血终于被引入了学院。现在看来,两者都错了。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徐冰与美院似乎互相借力,他如今是美院新形象的代言人,有大批西方艺术家、教授、策展人愿意因他到央美看一看;而至于把当代性引入传统学院,在徐冰看来更是外行瞎琢磨,“不是说当代性必须从外面引入,美院本身就有这种当代性。美院在慢慢变化。”徐冰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什么改变的。”
　　人们曾经固执地认为学院为庙堂,当代艺术圈子是江湖,但现在看看,对二者的定位互换一下也未尝不可。无论怎样,回国两年的徐冰低调、矜持,却成功地玩转于两界。他在做先锋作品的同时仍愿意看重素描这些老掉牙的基本功;他愿意整理美院老先生们留下的历史,也乐于参加时尚派对,比如与Google合作的“当艺术邂逅技术”;他愿意把名字与众多艺术大腕并列,也愿意与李陀、贾樟柯做跨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