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20年，每天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在阅读《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等财经媒体中开始一天的生活，摩根大通（JPMorgan）的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就这样像机器一样持续运转着。 　　他酷爱数字，能精确回忆起15年前一桩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并购中买卖双方的市值；他热衷于用大量时间阅读财务报表，并将其看成一场智力游戏；他还几乎成为了总统奥巴马的“御用咨询师”，但凡任何涉及金融业的议题，奥巴马都会听取戴蒙的意见。甚至被人戏称为白宫红地毯上的华尔街“一哥”。 　　近日，美国《巴伦周刊》将这位华尔街“一哥”评为全球30大最佳CEO之一，在这30名CEO的任期内，他们各自所领导的公司股票多数都跑赢大盘。在截至3月19日的12个月内，这30家公司的股票平均涨幅为91%，远超标准普尔指数同期51%的涨幅。 　　证券世家的幸运儿 　　他曾经是华尔街上最幸运的人。 　　戴蒙的祖父于1919年由希腊移民至纽约，开始做洗盘工，后来成为股票经纪人，并将这个行业的知识传授给了戴蒙的父亲。沿着这条道路，戴蒙俨然沿袭了他们的衣钵。 　　1978年从塔夫茨大学毕业后，戴蒙进入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担任两年的顾问之后，被哈佛大学商学院录取。在哈佛商学院，有着优异表现的他获得了贝克奖学金。 　　史蒂夫?伯克是摩根大通董事会成员，当他回忆起在哈佛商学院第一次见到戴蒙的情景时，他这样说道，“他与众不同，一开口说话就充满自信，他的确很突出，在我们系90个人当中，很明显他是特别的。因为他直言不讳，这是一种能吸引人的特点。” 　　1982年获得哈佛大学MBA后，戴蒙受到来自华尔街很多公司的邀请，其中包括高盛集团，还有摩根士丹利和雷曼兄弟。 　　然而，他却拒绝了这些公司的邀请，而选择跟随其父亲的世交桑迪?威尔，当威尔成为美国运通总经理之时，戴蒙也成为了这家公司二把手的行政助理。 　　然而，美国运通的企业文化并不适合威尔。1985年，就在威尔辞职之际，戴蒙也跟随华尔街的这位传奇人物离开了美国运通，虽然此时他的大女儿才刚刚出生几个星期。 　　1986年数据控制公司任命威尔为商业信贷公司（1968年曾被数据公司收购）的主席和CEO，威尔终于重回本行，而戴蒙依旧追随其左右。 　　“那是巴尔的摩市一家微不足道的小公司，我们并不在乎……我们把它称为‘战斗’，那是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戴蒙如此描述他早年同威尔一起在商业信贷公司工作的日子。 　　而那段同威尔长期密切工作的日子对于戴蒙来说，也是一段无价的教育经历。他们就好像是父亲与儿子、老师与同学、师傅与徒弟的关系一样。艰难岁月是一笔财富 　　戴蒙与威尔是一对公认的好搭档，威尔回忆道，“我对戴蒙非常信任，我们共同分析在长期联系的卖方之中所出现的各种机遇，这使得我们有更多机会开展多项业务。” 　　从一开始，他们就坚信可以使这家75年历史的公司发扬光大。戴蒙曾说道，“那是一家微不足道的小公司，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有时间来不断发展。” 　　借助于一连串的收购，从接管了巴尔的摩商业信贷公司到普美利佳，直至并入美邦公司，再到旅行者集团，一路高歌猛进。1998年4月，十余年的并购行动将他们的事业推向了巅峰，当年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银行达成了700亿美元的交易，诞生了庞大的新花旗帝国。尽管这一路曲折而又漫长，戴蒙却在其中洞悉企业并购整合的脉络。 　　随着戴蒙经验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他被广泛视为威尔退休后的接班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位搭档的分歧也日益加深，威尔的女儿试图在公司中获得更大的权利，戴蒙在与她的较量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却失去了战争。 　　最后收到威尔的祝福竟然是“对不起，你被解雇了”。就这样，戴蒙遭到了职业生涯中一次最大的挫折。 　　之后，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发来一封题目为“穿着意外的靴子站在门外”的安慰信，信中说“……生命已经给予了我们俩更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机会——拿领导戴蒙来说，用领导者这一角色来终结令我们不满的金融冬天。”实际上，纽约市长与戴蒙也是同命相连，在戴蒙被解雇的17年前，布隆伯格被所罗门兄弟公司扫地出门。 　　然而，对于现实，戴蒙还是难以理解，他曾是威尔荣辱与共的战友，是困难与成功之时一直站在威尔身边的人，但是却……“很难受，”戴蒙在事情过了十年之后回忆他被花旗解雇时的心情。 　　那个时候，痛定思痛，在花旗被炒的经历，使戴蒙开始思考，“谁才是我的朋友。”他又开始拾起历史书本，因为酷爱历史，崇拜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林肯(Abraham Lincoln)，更赞扬政府的行动果断而及时，同时提醒读者不要忘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教诲。他说，勇于奋斗的人值得尊敬，即使他们失败了，也败得荣耀，因为“冷漠、胆怯的灵魂，是永远也无法与这些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相提并论的。” 　　这些思考在他的职业空档期开始衍生，同时还开始打拳击、计划着全家的欧洲旅行，更招引不少抛来的“橄榄枝”。 　　对于金钱、责任和合作者，戴蒙的感悟也十分独到。关于金钱，他认为，“我有过艰难的时期，不能随心所欲地花钱。我不想为一辆车和车库费神，我不想成为财产的奴隶，不得不去费心料理它”；对于责任，戴蒙认为工作和接受关于工作的教育都是责任；戴蒙非常看重合作者，他表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选择正确的合作者，不管是婚姻、友谊还是商业活动。” 　　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戴蒙的另一段旅途正要扬帆起航。 　　一年之后，戴蒙重出江湖并担任美国第一银行CEO。然而此次接手并非一帆风顺，尽管第一银行的旗帜高高飘扬，但是公司内部的小团体纷繁复杂，接手的这一年中，关键部门有许多人员变动，而戴蒙也希望通过这些变动打造出一个董事会级别的团队。不仅如此，戴蒙还做出了诸如重组资产负债表、降低薪酬等艰难抉择。短短几年后，“西部花旗”逐渐成为美国第一银行的代名词。对贝尔斯登的“世纪并购” 　　2004年1月，摩根大通以58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一银行，合并后的规模仅次于花旗集团。再之后的2006年，戴蒙接替威廉?哈里森，正式成为摩根大通CEO，一度聚焦在华尔街的聚光灯下。 　　不论戴蒙是作为将第一银行扭亏为盈的CEO，还是作为摩根大通的CEO，戴蒙一直都备受关注。但是，成功收购贝尔斯登，使这家投资银行免于破产，将他推向了华尔街的顶峰。 　　2008年3月16日，摩根大通以难以置信的每股2美元超低价格将贝尔斯登收归麾下，一场耗时11个小时59分钟的收购交易顿时撼动了整个市场。 　　说到这场传奇故事，它开始于3月13日晚上，那天正好是戴蒙52岁生日，他正在与妻子、父母和女儿一同举行生日宴会，一个电话突然将这一切打乱。 　　电话是贝尔斯登CEO艾伦?施瓦茨打来的，而严肃的谈话内容让生日宴会顿时失色，谈及电话的内容，戴蒙说道，“他们正在寻求交易，通常来说一家公司应该知道如何为第二天的经营融资，而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大约300亿美元的融资。” 　　因为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摩根大通成为在信贷危机中唯一泰然自若的公司，也是唯一可以救助贝尔斯登的公司。而戴蒙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周末所作出的决定，不仅缓解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场巨大灾难，也通过对贝尔斯登的“世纪收购”，以他独特的方式，成为华尔街的“一代枭雄”。 　　在金融市场面临崩溃之际，戴蒙是唯一做好准备的投行CEO。 　　从2007年7月危机开始时起到2008年第二季度结束，摩根大通在高风险的CDO和杠杆收购贷款业务方面损失50亿美元，而花旗集团这方面的损失达330亿美元，美林260亿美元，美国银行90亿美元。在这种市况下，少损失则意味大成功，而这一切都不得不归功于戴蒙和他所领导的团队。 　　巴菲特认为，大型金融公司的风险控制实在是太重要，所以应该由CEO来亲自负责。摩根大通的戴蒙也持这种理念，也正是由于这种理念，摩根大通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最沉重打击。在受危机重创的金融企业中，很多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这些企业包括美国国际集团、贝尔斯登和花旗集团。 　　如今，执掌摩根大通的戴蒙依旧用他最擅长的方式玩转于华尔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