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马戈晚年迁居西班牙。 　　如果不是6月21日晚葡萄牙7:0大胜朝鲜的那场世界杯足球比赛，萨拉马戈的死恐怕不会引起这么多中国人的注意。那天葡萄牙队队员集体亮相，左臂上都缠着一道黑纱，解说员不得不阐明原委：一位作家离世，足球队员戴孝。 　　西班牙当地时间6月18日12时30分，移居西班牙兰萨罗特岛已17年之久的葡萄牙著名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家中去世，享年87岁。死因是久病导致的全身器官衰竭。 　　迎接他的是一场国葬。6月19日葡萄牙政府出动一架C130军用运输机前往兰萨罗特，在妻子、生前好友和葡萄牙文化部长的陪同下，萨拉马戈的遗体被运回里斯本。20日葬礼在里斯本市政府大楼贵宾厅举行，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和西班牙第一副首相德拉维加出席。古巴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兄长、古巴前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也都送来花圈。 　　尽管萨拉马戈生前对葡萄牙政府批评尖锐，甚至主张“葡萄牙应该变成西班牙的第十八个自治大区”，但葡萄牙政府还是宣布了两天的全国哀悼。天主教背景的右翼总统席尔瓦说：“萨拉马戈是我们的文学瑰宝，一代代人将记住和阅读他。”他却没有另作说明：你们阅读的是一位强硬的无神论者的著作。 　　萨拉马戈与罗马天主教会交恶已久，就在他去世第二天，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还撰文批评，说他是“极端民众主义分子”、“反宗教理论家”。 　　唯一的葡萄牙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拥有2.1亿人口的葡萄牙语世界里，萨拉马戈是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皇家学院称赞他的作品：“以寓言的形式，通过持续的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使我们对难以捉摸的现实产生领悟。”而他则在获奖演说里表示，角色是作品的主人，作者只不过是他们的仆从，“我一生中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 　　1922年11月，萨拉马戈出生在里斯本北部一个名叫阿辛尼亚加的村庄，父母都是一贫如洗的无地农民。他前面提到的“最聪明者”，是他的外祖父。每天凌晨4时，这位猪倌就从简陋的小床上爬起，赶着6头猪去野外放牧。冬天，夜晚的寒冷能使罐中的水结冰，他和老伴会去猪圈里抱出瘦弱的小猪，放进自己床上的毯子，用体温挽救这濒临冻死的生物。“尽管他们心地善良，但并不是同情心驱使他们这么做。他们所关心的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面包。这并不伤感也不夸张。”依然是在诺贝尔获奖演说里，萨拉马戈说。 　　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童年经历，赋予萨拉马戈永远的底层意识，同样也是这对老人给了他讲故事的天赋。他曾说最初的写作“也许就是我使自己不忘记他们的一种方法，用铅笔勾画他们在我记忆中不断变化的面孔，不断涂上鲜亮的颜色，装饰这单调的生活和视野狭小的空间”。 　　60岁成名的“无产阶级”作家 　　这位“无产阶级”作家的成名，直到60岁时才真正降临。 　　由于家境贫寒，萨拉马戈中学毕业就转而学习机械制锁这样的实践技艺课程，18岁时进入里斯本医院五金机械车间当技工，两年后任职工厂的基层管理部门，又先后当过绘图员、银行职员、校对等等。他从未专门学习过写作，只是靠在公共图书馆里的疯狂阅读积累自己的文学、历史知识。 　　1947年他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罪孽之地》，反响平平。而且此后20年间，他什么也没有再写。重新拿起笔是在1966年、他44岁的时候，“原因是我恋爱了”。那一年他出版了诗集《可能的诗歌》。剧本、诗集、旅行札记、报纸专栏，萨拉马戈创作日丰，但直到1980年的长篇小说《从地上站起来》，他才首次获得文坛的肯定—小说获得了里斯本市奖。 　　1982年的《修道院纪事》，一举奠定了萨拉马戈在葡萄牙文坛的“大师”地位。花甲之年，他迅速蹿红。这部有魔幻现实色彩的巨著，是真实历史与纯粹虚构天衣无缝的结合。18世纪的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为求子嗣，以举国之力建造马芙拉大修道院；神父洛伦索希望发明一种飞行器“大鸟”，将人类带向天空—这些都在史料上有迹可循—但萨拉马戈虚构出独手勇士巴尔塔萨尔、有特异视觉功能的孤女布里蒙达这一对恋人，帮助神父研制飞行器；布里蒙达能透视人体的内部，她说意志是每个人内部的一小团密云，只要搜集了两千个垂死者的意志，与乙醚、琥珀混合，就能产生神奇的动力推动飞行器升空……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本歌颂人类意志的小说。与迫使他人劳役的权力意志相对立，萨拉马戈显然神往另一种能将个体意志凝聚的飞升梦想。 　　1995年的《失明症漫记》，作家的关注点从葡萄牙历史转向更普世的人类命运。在一个背景模糊的国家，突然爆发了一场让人们的视野全部变成白色的瘟疫，与患病者对视过的人全都相继失明，除了一个女人。失明者都被送进一所废弃的疯人院隔离，并派武装士兵把守，那个唯一看得见的女人为陪伴丈夫，也假称失明住进了隔离地，目睹了种种人性之恶的悲惨景象。国家机器、社会契约和道德伦理，在蔓延的失明症中全线崩溃；而正当城市濒临毁灭之际，人们的视力又一个个忽然恢复了，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葡萄牙语文学的副教授胡续冬认为，这个故事不仅是现实世界的政治寓言，也是对人本身所持的悲观主义态度，正如书中人物所言，“我们都是这样的一坨物体：半是冷漠、半是邪恶”，而在一个更隐秘的层面上，它也体现了萨拉马戈对现代性知识型构的悲观反思—现代性的“光芒”也许正是一种“光盲”。用萨拉马戈自己的话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理智上成了盲人。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愿睁眼去看世界。” 　　《失明症漫记》无疑是萨拉马戈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2008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盲甲型H1N1流感》就改编自这部小说，由巴西导演费尔南多·梅雷莱斯执导。2007年它也曾被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王晓鹰搬上北京和香港的舞台。终生的共产党员 　　在诺奖作家的身份之外，萨拉马戈更强调自己是个终生的共产党员。 　　他1969年加入共产党，那时的葡萄牙还是独裁者萨拉查当政，尚未结束长达半世纪的法西斯统治。作为独裁政府最大的反对力量，葡萄牙共产党受到残酷镇压，萨拉马戈也面临随时被捕的危险。2007年夏，他接受《纽约时报杂志》记者费迪南达·埃伯斯塔特采访时说：“我很幸运。有许多次，我本来是该被捕的，可我狱中的同志有勇气，有尊严，没出卖过我。” 　　1974年4月25日不流血的康乃馨革命，使葡萄牙左派短暂掌权，国内3/4的经济被国有化，包括原属法西斯的《新闻日报》。萨拉马戈获任该报副总编，几乎将其改造为葡共机关报纸。不到两年，政治变向，左翼再度举事失败，温和右翼掌控了大局，《新闻日报》领导机构被解散，萨拉马戈随即失业。也是从这时开始，萨拉马戈正式以写作为生。 　　很多西方媒体记者采访他时，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共产主义信仰对他写作的影响。萨拉马戈的回答却往往出人意料。他曾说：“我不认为我的党—葡萄牙共产党如此，任何一个其他的党也可能如此—在文学方面并且广而言之在艺术方面十分内行。无论我对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们是多么尊重，我也不真的认为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即可以告诉我要写什么，怎么写，评判我的作品是好是坏。我希望他们能喜欢我写的东西，但万一不喜欢，那就多多包涵了！” 　　不相信文学有力量改变社会 　　他从不认为文学是一种责任，“责任，如果存在的话，它是指那些当作家的人的责任。文学不能被当作工具。不能说它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他也不相信文学有力量改变社会，“就算一本书发行一百万册，我们也得想想当今世界有60亿人，那一百万册书终究只属于极少数人。” 　　人类的未来不在某个作者的手里，作家与一个精心做椅子的工匠也没什么两样，这就是萨拉马戈的态度，即便被世人称作“大师”。他说：“所谓的创作者，并不限于一些十分专门的职业活动。如果一个人植一棵树，或移动一块大理石，或者使用几件工具、用双手干些别的什么，这都是广义上的创造。我承认创造，但我认为它和许多人有关系。” 　　萨拉马戈强调的是每一个公民对于社会的介入意识。每当他发言批评时政，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公民而非作家。 　　2002年以色列大规模入侵巴勒斯坦，80岁的萨拉马戈亲临约旦河西岸并发表演说。他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径比作一场屠杀，认为犹太人自己在“二战”中曾遭纳粹暴行，如今却在向无辜者讨债。“一个受过苦难的民族本应该从自己的苦难中接受教益，而他们现在让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正是他们过去同类的苦难。”这一言论引起了巨大争议。 　　他还是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曾多次与运动的领导人、副司令马科斯交谈，深入运动所在地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部落考察。 　　在他去世前的半小时，他的博客仍在更新，由他授权的萨拉马戈基金会在这篇最后的博客里写：“我觉得我们当前的社会太缺哲学了。作为空间、境况和反思之道的哲学，可以没有确定的目标，不必像科学那样每前进一步都是为了满足目标。我们缺的是反省、思考，我们缺乏思想的劳作，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理念，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他们眼中的大师 　　曾经，萨拉马戈和马尔克斯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两个在世作家，现在萨拉马戈走了，只剩下了一个。他们的风格都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但仍有不同之处，在我看来萨拉马戈对现实的隐喻更强。 　　我只看过他的两本书，《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他的小说也只有这两部翻译成了中文。但足够了，两部伟大的作品已经足以奠定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当初我参与“重述神话”的项目时，听说他也签了约，但现在看来他无法完成了。 　　—作家苏童 　　我认识萨拉马戈非常偶然。 　　我的职业是新闻工作者，翻译只是业余时间的爱好，也并没有专门做过文学方面的研究。在1987年以前我对葡萄牙文学知之甚少，主要翻译了一些巴西文学作品，其中就有若泽·亚马多的几本书。1987年，葡萄牙的古本江基金会提供奖学金，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巧的是，启程之前巴西作家若泽·亚马多刚好来华访问。听说我要去葡萄牙，他问我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承我一个也不认识。亚马多先生便很热情地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的名字、地址、电话，并且在信的末尾写：“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的这位朋友。” 　　名单上就有若泽·萨拉马戈。 　　1988年春，我到若泽·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他。萨拉马戈内向，不太爱说话，我们的话题也仅限于文学。得知我想翻译《修道院纪事》，他特意送给我一本英文版，供我翻译时与葡语版对照。 　　8年后的1996年，《修道院纪事》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才出版。拖了这么久，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本书翻译起来难度太大，我读了几遍仍然不敢下手，犹豫了六年才下定决心。在查阅了不少资料、多次请教中外专家、自以为翻译中的一切障碍都已排除的情况下，竟然还是用了近两年时间才能交稿。回想起来，这是我几十年文学翻译生涯中最苦的一次，白头发都熬出不少。 　　印象深刻的是，萨拉马戈的行文里只用逗号和句号，即便是对话中也是这样，问号、引号一律没有。要保持他原文的风格，又要让中国的读者能看懂，最后我只好增加了一种标点：分号，用在人物对话的中间，代表角色的切换。这是我无路可走的办法，实在处理不了了。 　　啃下《修道院纪事》后，再翻译《失明症漫记》就轻松多了。 　　1998年4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当时萨拉马戈已移居西班牙，5月1日他从寓所电传给我一封贺信。半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后来我还收到他委托出版商寄来的一大包书。他问过我已经有哪些他的作品，然后把我所没有的寄来给我。这些书一直在我的书架上摆着。但现在我年纪大了，可以说“洗手”不再译书，只愿珍惜时间颐养天年。我可以慢慢来读他这些书。 　　—《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中文版译者范维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