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内第三次来到奥马哈。 　　看上去，这个普通的、看不到有任何特色产业的美国中部小城一切照旧，从不急于跳出轨道去获取某种变化，一年中唯一的沸腾，如你所知，来自于全球巴菲特迷们在每年五月初的“朝圣”之旅。测量四年时间之变迁，外貌不足据，数字最直观：169亿-218亿美元，70281-84487美元。前一组数字是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2006与2009年的净资产收益，后一组是哈撒韦股票在2006和2009年的每股账面价值。 　　两端数字的中间是全球经济危机这一大折腾，如此看来，巴菲特宝刀未老，干得不错。 　　还有另一组未经确认的数字—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每年参会人数都在创新高，我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去时，这个数字是不到三万名；今年据会议方宣布，参会者已逼近四万了。不过我略感奇怪的是，多装进一万人，这个名叫Quest Center的体育馆也并没被撑爆，现场座位还是不多不少的满满当当。想来还有不少股东在场外活动。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每年来，除了想聆听巴菲特和芒格两位老人家最新的教诲，还因为，这是一个价值投资界众信徒们难得的年度聚会。有的人甚至会更看重后者。信徒们借此可以交流投资经验、扩大巩固投资社交圈—这是股东大会被巴菲特光环遮盖的、不常被媒体们注意到的另一重价值。其实巴老早说过多次，每年的股东会都是资本界的“伍德斯托克”。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是这样，主角除了台上的表演者，还有散落在四野的狂欢者—台上台下共同制造出饶有意味的景观。 　　人人心中有个巴菲特 　　关于5月1日当天的股东大会内容，巴菲特和芒格的俏语机锋，还需要我在这儿转述更多吗？不用了吧。 　　一则是因为信息传播手段进化神速。三年前博客已兴盛，但Twitter刚成立一年，估计那时很少人用Twitter做大会现场直播。现在不止英文“推”在现场翻飞，本刊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在新浪微博、网易微博等用中文“推”。此情此景，真让传统媒体记者如我情何以堪。二是中国人、中国媒体在这三年内到现场去的数量年年在长，围绕巴菲特股东大会，已有大量的中文报道与信息交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多位中国企业家在大会结束后凑在一起讨论巴菲特的场景。 　　中欧商学院今年已是第三年组织CEO班学员来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而该项目的始作俑者就是自2007年起每年必到的中证万融投资公司董事长赵炳贤，股东大会完后，他觉得不过瘾，强烈建议大家坐下来讨论一番。十来位中欧学员们在希尔顿酒店外的露天咖啡馆坐定没多久，同来参会的段永平和赵丹阳也应邀前来。 　　一阵寒暄后，段永平刚落座，就被问“心得”。常年生活在美国的段永平，观察角度好像是跟国内来的企业家有些不一样，他开口说，“你们发现没，这几万人里面没啥黑人，‘我转了一圈就见到六个黑人’；其次是老人特别多，像我们这样40多岁的就是年轻人。”阿段说他在加州以前有个英文老师，每次授课几十块一小时，很普通那种，后来发现人家1970年代起就是巴菲特股东，不显山不露水，但一开口讲“价值投资”，理解深着呢。段永平想说明什么呢？围绕着巴菲特的投资社区是老龄白种人社区？意味着该社区的保守、主流化？ 　　这时赵丹阳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引起众人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他说，“我每来一次股东大会，就会更强烈地冒出一个问题或者印象：中国能有巴菲特吗？” 　　段永平几乎不假思索地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顿了下，段又说：再说“中国巴菲特”是什么定义？中国产生不了巴菲特，是说中国没有好企业可买吗？这可能会是个问题。但“中国巴菲特”也不一定只买中国的企业啊。 　　我在旁边数了数，在座的起码有三位被媒体戴过“中国巴菲特”(简称“中巴”)帽子：赵炳贤、赵丹阳、段永平。而他们现在正在论证“中巴”的存在可能性。有意思。 　　这时赵炳贤发言了，他认为“中巴”的定义取决于此人跟巴菲特的投资思维框架是不是一样的。赵认为，巴菲特投资思维有三个关键词：能力圈、护城河、安全边界。“这三个词是一环套一环。首先，选择的企业必须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巴菲特说，如果我半天看不明白一家企业，那么我不会看它半个月。普遍认为，比亚迪是个唯一的例外，是不在巴菲特能力圈内的，但他是被芒格说服投的。第二，是护城河概念。所投的企业都要有壁垒，且护城河要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河中最好还有鳄鱼。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把除资本运作之外的事项全都授权被投企业总经理去管理；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预测该企业未来10年、20年的现金流。高科技企业恰恰是没有这样的护城河。第三，通过护城河，算出投资的安全空间。比如巴菲特当年投资中石油时，算出中石油内在价值是1千亿美元，算完了之后查市值是330亿美元，那么他投资的安全空间就是670亿美元。这时他就知道可以买了。 　　熙可集团CEO朱云逸发问：老赵，你研究那么多年巴菲特，到底巴菲特的哪些手法是中国没法用的？你在运用巴菲特这一套时碰到什么困难？ 　　可能是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富于挑战性、很实在，赵炳贤开了个玩笑回避了，“我觉得我只有一件事比巴菲特有比较优势，就是我比他小了33岁。” 　　朱云逸接着抛出他的看法，他觉得以巴菲特思想去做实业，是有可能的，但像巴菲特那样去选股票，不太可能。“中国信息环境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不可信。” 　　段永平再次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长时间来看，中国美国(的环境)都一样。 　　深圳同创伟业的郑伟鹤也不太同意朱的观点，“我是做给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出身，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比美国还严。” 　　段永平接着解释为什么“中国巴菲特”是可为的呢，他说，研究巴菲特其实就一件事：不懂不做，只要你这么做，就叫价值投资。 　　刚刚提出巴菲特三个关键词的赵炳贤立即反对：“你这是把巴菲特思想片面化。” 　　段不觉得。他说，这就跟参佛一样，有时参透了就一句话。“巴菲特跟我（吃饭时）也是这样说的，价值投资的根本准则就是don’t do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但什么叫“懂”呢？你怎么知道你“懂”了？神州数码的郭为对此提出疑惑：中国大多数企业不都是蒙着做事的吗？而他们偏偏成功的还很多。懂与不懂是在变化过程中，要完全追求精准的“懂”是不可能的，难就难在这个“度”在哪儿。郭接着说，今天巴菲特讲的都是绝对真理，当一个事物变成绝对真理时，就不是企业家能决定或应该讨论的了。 　　这时段永平跟赵炳贤—两个巴菲特的忠实拥趸齐声反对郭为：你对巴菲特的理解绝对偏了。 　　“巴菲特反正不可复制。”郭为跟朱云逸持相似的观点。 　　段永平：“不能复制巴菲特不意味着不能学他。” 　　赵炳贤：“在中国用巴菲特模式需要跟中国国情具体结合，模式相同，但具体手段不一样。” 　　郭为被逼着做出了某种极端的假设：“你能想象30年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出现像今天这里这样的场景吗，一家公司市值做到2000亿美元，四万股东来听一个企业创始人的话？” 　　这时段永平有点让步了，“如果你说要学成这样才叫复制巴菲特，那么中国大的投资和商业环境在那摆着，是不可能产生巴菲特的。” 　　朱云逸感叹：学巴菲特是很痛苦的过程。“巴菲特如此独特，他拥有欲望却又超越了欲望。耐得住寂寞，富有之后还是那么老实地坐在这个小镇上，玩投资游戏。不可能再有人像他这样。” 　　段永平又按捺不住了。他觉得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再存在？巴菲特也不是天生就修炼到家的，巴菲特把投资玩到炉火纯青时也是到他70岁以后。“我就特别不愿意别人说他是‘股神’，一说是‘神’那就没法学了。如果说学他就是非要学他买个小房子，那就走偏了。我们今天来，是想长得跟他一样，还是来学他的原则？他的理性？”就在众粉丝们热烈“开战”期间，被巴菲特投中的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也现身咖啡馆。但是他似乎对这样的论争没有太强的参与愿望，只含笑静听了一会，然后又被媒体拉到一边做采访去了。 　　当天晚上，中欧团在奥马哈有名的Gorat牛排馆进晚餐时，中欧的许小年教授谈了他对巴菲特关乎“地利天时人和”的理解。 　　“地利。只有在奥马哈这个地方巴菲特才能过简单安静的生活、保持简单的思维方式，他去华尔街就完了。这就跟庙为什么要修在深山老林里一样。 　　“天时。巴菲特赶上美国战后经济发展与创新，赶上美国公司的全球化。看上去他投的都是传统产业，比如可口可乐，但传统产业随着公司全球化走向海外，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所以巴菲特能捏着传统产品不放。巴菲特跟盖茨能成为好朋友，这事看上去偶然，但本身有象征意义，他们成功的根源在于他们都依附于创新。而美国式的创新是建立在整个体系的完备基础上。我教过上千个企业家学生，我可以说，我们中国不乏创新人才与能力，但在中国，你们只是好老总，而在美国，你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创新家。 　　“人和，巴菲特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构建了自己和谐强大的团队，你看今天台上他跟芒格两人就像说相声一样，两人的合作到了神交的地步。” 　　跟朱云逸类似，许小年对于后人欲“成为巴菲特”这事表现得比较悲观。他说，巴菲特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因为他不是传统的投资组合理念，而是集中持股、长期持有，如果一般人像他这样去选股，是做不了像伯克希尔这样大的规模的，因为一上数量的话，企业的复杂性很快就会超过投资者的理解。而巴菲特能做到，除了其投资与商业天赋，是因为他坚持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 　　人人心中都有个巴菲特。 　　在股东大会最后，巴菲特老搭档、也是巴菲特式哲学重要来源的芒格回答了一个问题。某股东代表问：你们的根本人生准则是什么？芒格答了句类似的话：务实，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来做事，这符合我们的性情。恪守本性，对于我们更加有效。我们把这称为人生的根本算法。 　　高盛：替罪羊？ 　　在巴菲特股东大会召开的几天后，我在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问教授罗伊·史密斯：在美国金融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你对SEC近日拿高盛开刀是否有所预料？ 　　75岁的罗伊教授于1960年代-1980年代期间一直在高盛工作，离开高盛时，他已是高盛的国际资深合伙人。罗伊哈哈一笑，说：“你有没有拿这个问题去问巴菲特呢？”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对高盛的强烈辩护已世所皆知了(据说在巴菲特发言第二天，高盛股票一改多日颓势，日涨3%)。显然，巴菲特对于他当天的发言是做过精心准备的。在开场前的电影里，他再一次播放了他当年为所罗门兄弟丑闻而在国会前作证的录像，“公司亏钱，我还能理解；破坏公司的声誉哪怕一丝一点，我决不放过。”接着，像商量好的一样，他的老朋友，《财富》杂志记者Carol Loomis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看待高盛当下面临的窘境。 　　参加了三届股东大会，很少见巴菲特为一件事这么穷根究底地去解释与说明。在数分钟的陈述中，巴菲特的核心观点是：媒体对高盛这笔交易的报道有误导；这笔交易有四个输家，高盛自己也是其一，最大的输家固然是接受高盛投资建议的荷兰银行，但是它并不值得多大同情，因为你自己要去评估债券的风险、可能得到的回报，以此做出判断，而不是看交易对手是谁；伯克希尔会继续持有高盛优先股，这些股票每秒钟都在为伯克希尔进账15美元，并且，巴菲特会力挺现任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话说Stern商学院的罗伊怎么回答我那个问题的。他首先自承“我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因为我是高盛的股东，所以我的立场跟巴菲特一样”；然后指出，SEC起诉高盛，明显是一个政治化举动而非法律问题。他说，一般来说，SEC调查一家公司，会先跟公司个别沟通，先让公司内部有一个准备或考虑，而不是像这次这样突然宣布。“这是SEC第一次这么激烈地对华尔街采取行动”，“一定是受到有关命令，以向高盛起诉警告其他的银行。” 　　在金融危机中，高盛曾经是“大到不能倒”的典型，布什和保尔森把最丰厚的援助（100亿美元优先股投资）给了高盛。但仅仅大半年的工夫，去年6月，高盛就还清了财政部的这笔投资及23％的利息。“高盛不觉得自己欠政府什么”，而且其高管在2010年初继续享受高达4500万美元的分红，这一点可能让力促华尔街反思并进行改革的奥巴马政府相当恼怒。 　　“跟政府斗很难。SEC起诉，会把一个对交易问题一窍不通的大陪审团带到法庭上。高盛要辩护的环境对它是非常不利的。”据此，罗伊认为，高盛到最后一定是跟SEC在庭外取得和解。 　　在事发初期相当强硬为自己否认辩护的高盛，在5月的头几天，已表现出了姿态的缓和，比如，同意支付45万美元了结SEC去年对它的另一起“裸卖空”指控。 　　“政府代替老百姓告高盛，有时要找一个替死鬼。”罗伊说，他还接着解释，“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不惟高盛老合伙人，即将参选纽约州检察长的Eric Dinallo也承认，高盛在交易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法律精神与商业道德，但是不是从技术上就一定非法，还不能确定。 　　但无论如何，高盛作为一家穿越了100多年岁月的投行的商誉，在此役中受到较大伤害。高盛受到的另一重挑战是：经济危机后，在美国弥散开来的“反犹”情绪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它。长期以来，高盛这家由犹太人创建并控制的投行，因其强大的募融资和游说能力，跟华盛顿有深刻紧密联系，以至于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乃至美国的说法，当然，在公开场合，一般人不会直接将高盛与犹太人划上等号，但无形中，高盛就是犹太人在华尔街与美国势力的化身。在经济危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反犹势力很容易与讨伐华尔街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指向高盛。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犹太人的某种民族记忆：他们是两千年西方社会每一次大危机的“替罪羊”。 　　这是一个更暧昧的解读了。还是回到商业，回到巴菲特股东大会现场。到巴菲特在阐述完高盛问题，并习惯性地问芒格有什么补充的时候，芒格基本上同意巴菲特的观点，但却流露出了一点小小的异议，或者说是提醒。他说，商业的标准不应该建立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他说，“在你应该做和你能做的事之间有一大块地带，它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公司不应该在那附近活动。”芒格此话在现场赢来掌声。 　　现场语录 　　巴菲特：2008年10月我曾公开呼吁“买入美国”，现在看来是不太成熟的，那时也许还不到买股的时候，更好的是拥有债券和现金。但从10-20年长期走势来看，我一定推荐买股票(包括美国公司股票)而不是债券或持现金，它能带来真正的回报。 　　巴菲特：如果大家以捐赠的方式来学习像我一样去“逃税”，那再好不过了。 　　巴菲特：与其去改变旧组织的文化，不如你用新文化去建立一个新组织，因为前者非常困难。我们只收购我们喜欢的公司，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做到这样，后来在所罗门，我试图改变它的文化，结果恐怕连A-都没做到。（芒格补充：要改变某组织的文化失败率是100%。） 　　芒格：保守帮助美国得到成功，比如二战中的美国。而现在政府的信用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因为信用被用得太多了。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希腊危机只是一个开始。政府大量地利用它的信用去搞借贷，这对文明世界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面对的政府信贷危机，在有生之年必然出现。 　　巴菲特：我们完全欣赏民主政体，但像印度那样民主政体带来的经济决策瘫痪让我们非常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