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年华》中，我们忽略了张曼玉不再年轻的脸庞，却醉倒在她妖娆身体衬托出繁花似锦的旗袍上；《春光乍泄》里，我们从张国荣那件黄条开襟毛衣开始，深深触摸到那个男人寂寞的心。

平凡的生活，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服饰与色彩，让我们可以在多年以后记忆犹新。一切，要感谢那个叫名叫张叔平的男人，带给我们平庸之外的想像。

盛名之下的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方式生活——不爱抛头露面，衣着简单到只穿相同的款式，但不能舍弃两样东西：烟和酒。还有，每一部戏之前，都一样的没有安全感。

热爱电影的人几乎没有人忽略过“张叔平”这个名字，当然更多时候他是和另外两个名字——杜可风、王家卫连在一起被人们传奇般地重复着。这位被视作香港电影界首屈一指的美术鼻祖获奖无数，从香港电影金像奖到台湾电影金马奖到戛纳最佳艺术成就奖，但他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于是在外人眼中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

见到张叔平是7月6日下午，上海虹桥迎宾馆一楼的咖啡厅，那会儿他正附身仔细地看着桌上的一叠底片，没和任何人说话。我坐在他正对面的沙发上观察眼前这个中年男人，眉目清秀，面色白皙，尤其是那双握着底片的手，细腻、修长，近乎苍白——这很吻合想像中一双出色的美术师的手。

我说“来采访您之前我的心情有些忐忑，因为您似乎一直不爱跟记者打交道”，他很温和地看着我笑，神情中带点无奈的懈怠感。他的国语还算流利，语速很慢，常常一个话题说到一半会跳开去，或者因受到现场某个人或声音的干扰而停顿，这时他就会笑着问：“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然后抽出手边的“沙龙”点上，幽幽地吸上一口。

“您的名字总让人跟‘华丽’、‘优雅’之类的词产生联想”，张叔平很吃惊：“为什么？我以为人家听到这个名字会以为是个老头。”我告诉他没想到他这么年轻，他很文雅地说“谢谢”，然后感叹：“老了，50岁了。”“听说您是上海人？”他摇手：“那是他们乱说，我爸爸是无锡人，妈妈是苏州人。”

忽然发觉眼前的张叔平真的很坦白，完全没有戒心，而话题一旦打开，气氛便变得无比轻松。

初发电影梦——“我从14岁开始喜欢电影，到现在这个想法都没有改变。”

想像中14岁的张叔平应该是一个瘦削白净的少年，寡言而充满幻想。那是1967年的香港，一切氛围都不像现在这般新潮、明朗。那一年，张叔平看到了平生第一部让自己沉思的电影，并坚定地认为这一生会与电影结缘。

“当时看了一部电影叫《毕业生》，看完后心里很忧郁，不舒服，就像失恋了一样。等了一个礼拜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又去看了一遍，然后觉得完了。它跟我们平常看的电影不一样，以前我们小孩子都是看詹姆士.邦德那样的电影，很随便、很好玩，而《毕业生》讲故事的方法跟平常不一样。那时有很多严肃的影评和分析，我也就此喜欢上电影，看美国的、欧洲的各类影片，每个礼拜要看四五部。”

17岁那年，张叔平离家出走。回忆那段经历，他脸上有释然的笑意。“我爸爸很厉害，那时如果晚上超过12点不回家，他就会把门铃关掉，怎么按都不响；他不喜欢我的朋友到家里来；而老师不很认真打分的品行报告也常令我挨打……”再后来，父母离异，正处于反叛年龄的张叔平决定离开。先住在朋友家，慢慢找到了工作，在服装厂做过设计，也给一些影片做过副导演——张叔平开始接近梦想。

步入影视圈——“电影其实没有理论可讲！我做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定可以。”

给导演唐书旋做副导演的时候，张叔平决定去国外读电影，虽然他觉得并没有这个需要，因为“你做一部电影就知道整个过程了”，但那种环境吸引了他。不过传统的父亲很不乐意，好在当年答应过前妻，儿子想念书的话一定要让他念，但父亲告诫张叔平千万别对亲戚说是学电影，“爸爸认为那算什么玩意儿！他觉得很丢脸”。

至今张叔平都固执地认为理论知识全然没有用。“在加拿大念了三年电影，念完了也觉得没用。什么理论，每个理论都可以打破！你不觉得其实没有理论？一部电影你从头讲也可以，从中间讲也可以，全是碎片也行，只要好看。”

三年后的香港早就物是人非，很多人都不认识张叔平，接下来的一年他都没有找到工作。第二年去了一家美国品牌的服装公司，年轻的他整日做着40岁女人的衣服，“很闷的”。然后，有了转机——导演谭家明找到他。

张叔平真正意义上的美术设计就此起步，他还记得那部片子的主角是林青霞。“我觉得非常有把握，没有怕的东西。那次我做得特别过分，墙壁是蓝的，女人穿的是红的，林青霞又很漂亮，像广告一样，真是头脑简单(轻笑)！因为谭家明很喜欢戈达尔，而戈达尔非常喜欢红蓝白的色调。”于是，那样的浓烈让人们记住了张叔平，这跟他当初步入电影圈抱定的想法一致——第一次做表现多一点，人家就会留意你。

不想谈风格——“我有风格吗？如果没有写我的名字，你看不看得出是我做的？”

从《旺角卡门》开始，王家卫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张叔平的帮衬，到《花样年华》这里可谓达到极致，所有人都为张曼玉缭乱而妖娆的旗袍倾倒，但张叔平对于夸赞淡淡地笑：“那些衣服美吗？我原本的意图是想俗气一点的。我不觉得漂亮，花花绿绿的，不是有品位的，因为苏丽珍只是个秘书；至于《春光乍泄》，那里面的衣服其实很烂的，都是旧旧的；《东邪西毒》是古时候的故事，侠士不可能每天梳头烫衣服，所以穿得也很破……我觉得看一部电影的美术要从总体看，灯光、摄影、构图，不能分开。”

我请他评价一下自己的风格，他马上反问我：“有吗？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我做的才说我的风格怎样怎样，如果没有名字，你看不看得出来是我做的？我的每一部戏都不会重复，用过的颜色、质感都会尽量避免。每部戏我都希望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都把它当作第一部去做。”

那么灵感呢？“我先要知道做一部什么电影，然后会跑来跑去看一些东西，可能从一双鞋、一只皮包、一只碗、一棵树或一面墙壁就此引申开去，慢慢地放大了。”一直这样做下去，张叔平说希望不会有灵感枯竭的那天。

投缘王家卫——“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特别想做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现在还是这么想。”

眼前的张叔平说话时常常给人“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很少坚持，可从前他决不是这样的。那时年轻的他在创作上的坚持得让人不能相信。“我平常对吃什么穿什么去哪儿无所谓，但做事比较坚持，我要那个东西无论怎样都要出现，所以会想尽办法弄到，比如为了一种布的颜色，我会在家染好多遍。那时的想法是导演要什么，我一定给他更多，不允许别人批评我一句，不能有一点差错。我设计好的东西不能改一丝一毫，如果你不喜欢就算了，也不要给我钱！个性强得不得了。”要求完美的他很少跟导演讨论，更讨厌“规范”，这点和王家卫特别有默契，因此合作最顺。

“我和王家卫合作他的第一部电影时我们已是相交7年的朋友了，几乎天天在一起聊电影。我们一直有个目标，就是想做没做过的事。所以有一天他说要拍戏，我们一拍即合，彼此信任，沟通很好。”然后，张叔平也在不知不觉间感染了王家卫式的“随意”，“拍《阿飞正传》很幸运，想要的服装、道具都找得很顺利，到《重庆森林》时我开始换一种方式，下午拍戏我上午才去随意买些衣服，回来一试也不错。后来我觉得，创作是很奇怪的东西，哪有两个月前就设计好了的？其实王家卫不像外界说的没有剧本，当天要拍的戏当天会有剧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