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数日的上午，伊斯坦布尔都笼罩在阴天里，似乎有意让我们进入帕慕克所描绘的那种人人心事重重的景观。我们所住的苏丹艾哈迈德区是三大历史建筑——蓝色清真寺、艾亚-索菲亚清真寺以及托普卡珀宫——的所在地，三者自南向北连成一线，排列在海峡和地中海的交界处。从旅馆出门步行下坡十分钟，就能到达蓝色清真寺，原名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往北一些是艾亚-索菲亚清真寺，再往北就是早期苏丹们居住的托普卡珀皇宫。这片区域绿树成行、古迹林立，从西南往东北方向形成很规则的矩形，一片片小块草坪铺点其间，草坪的边缘立着通体白色的路灯灯杆，灯泡被笼在带有皇冠形尖顶和精巧边饰的玻璃罩里，很像国际象棋棋子里“皇后”的模样。

草坪之间，显眼地立着三根形态各有千秋的古柱：君士坦丁石柱、青铜蛇柱和狄奥多西方尖碑，沿着通往蓝色清真寺的主路排成一行。三大柱各有故事，我入境随俗，不由自主地喜欢上那根看起来最有残相的孔雀蓝色的蛇柱：它从地下伸出，所立基的地平面乃是当初君士坦丁大帝给都城选址的原始地面。

奥斯曼的帝王们把自己的宫殿建立在拜占庭的旧址之上，让“征服”一词得到最好的诠释。近百年来，考古人员从未停止在苏丹艾哈迈德区的发掘工作，试图分离垂直叠加的历史遗迹并让其各归其位，他们的成果包括一座由查士丁尼建造的“教皇地下水宫”，还有一大批拜占庭石板镶嵌画，被陆续收藏进了镶嵌画博物馆，最大限度复原后贴上馆内的四壁。

还不得不提及这城里的另一大景观。土耳其街道上多流浪狗，据帕慕克说，不是因为民众都欢迎它们，而是管不过来，只好任其散漫游荡。我们待的日子不长，但一路见到和抚摸过极多的狗与猫：它们在人们的腿脚之间穿行，在汽车和电车的头尾急匆匆跑来跑去；很多狗像一台台待机的电脑那样，躺在石子路面或缝隙很大的黑石路面上打盹，猫则尤爱居民区、清真寺、墓园这些地方，三五成群，寻找食物。它们，连同清真寺和广场上无处不在的鸽子一起，都和人一样共享地中海餐饮习惯——以面包为日常主食。

在我们看来如此乖顺的小畜，在《纯真博物馆》男主角凯末尔的眼里，却是“空无一人的黑暗小巷”的唯一住户，这些小巷两侧是水泥公寓大楼，“白天因为丑陋和破旧而让我难过”。不过，小说叙事的背景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今天这些旧楼即使没被拆除，据我们所见，也多被漆上了各式各样的涂鸦作品，更不用说在贝伊奥卢、贝西克塔什、西什利、埃米诺努这些商业味更重的地方。整整9年，凯末尔天天从富人区尼相塔什前往楚库尔主麻大街，去拜访他的情人芙颂及其父母和名义上的丈夫所居住的“黑暗小巷”的深处，这陋巷也由此一洗颓容，“充满了诗意和神秘”。

芙颂考驾照的一节，尤其拉近了帕慕克和我的距离：他不再炫耀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而真正关心起“众生”，关心起像考交规、路考、走考官后门这类鸡零狗碎的事情来。芙颂考问凯末尔“交通”的概念，对方答不上来，芙颂笑道：“交通是行人、动物、机动车在公路上的状态和行动。”

我猜测这是交规第一条里的话。原来在土耳其，“动物”是排在“机动车”之前的交通主体，土耳其的驾车人要像尊重行人通行权一样地关照过街的动物，不管它有没有主人。在伊斯坦布尔，我真的没觉得动物是点缀，是在两条腿丛林之间凑趣解闷的四条腿；我觉得所有生命的相互距离都很近，每一种生物——人、猫、狗、鸽子、燕子、鹳、黄嘴鸥、信天翁以及栗子树、橘树、柏树、托普卡珀宫外的木兰树——都是城市之主。

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主人的话，那么现在，城市属于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他们背后是铅灰色的清真寺和宫殿，还有常常设在地势隆起的半坡上的墓园，向这凡间的生命通报神明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