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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学者文人一直在反复申说，中国是一个定居的乡土社会，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即便是作为“乡土中国”的理论根据的儒家思想，也是产生于一群如“丧家犬”的儒生当中，更不用说后来陆上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及远赴身佛国求取真经的历代高僧了。
“逍遥游”其实一直是中国文化中最令人向往的境界。今日之国人重拾游的生趣是很晚近的事情，财富阶层无疑是个中先锋，他们当中有的还只是满足于游山玩水，周游世界，而有的已经开始领会到探险寻幽的乐趣，还有一些人则因为各自的历史因缘，延续了悠久的游的传统。财富能够带来自由吗？这也许有些离经叛道，自由毕竟是这个世界的最高价值。但如果考虑到货币相对于以物易物的时代所带来的自由，这也算不得什么惊人之语。当然，财富能够带来的自由仍旧是有限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超脱的精神和放肆的想象力。
不论如何，如果遗忘了游的精神，那不单是一种无聊的生活，同时也是整个文化的巨大衰退，财富阶层或许无法一下子都成为庄周，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游”了，而且他们有义务“游”给大家看。

在梦想中远游

男人都是渴望自由的。但受限于社会角色、生活压力，在许多的情况下，男人并不能真正旅游。可越是不能就越是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从这个视角上看，罗红是异常幸运的。
有人曾试图破解罗红的幸福。大抵是从荣誉、辉煌、温馨等角度去替罗红感到幸福。真正接触到罗红的人才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简单。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梦想成真和在梦想中生活绝对是双重意义上的满足。罗红通过他的“好利来”体味到了财富梦想的圆满，也只有在圆了这个财富之梦以后，才有他如同在梦境中远游的
生活。
1989年，一个淳朴的四川青年花了1700元钱，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照相机—理光７，并开起了冲洗照片的小店。18年后，好利来集团总裁、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民间著名环保人士等众多头衔“压”在了他的身上，他就是罗红。
当创业的艰辛成为往事的时候，作为中国最大的烘焙食品连锁企业的掌门人，罗红又重新捧起了挚爱的相机，踏上寻梦的征程。
2001年，当一个朋友向罗红讲述了亲历非洲美景之后，他就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去了那从未去过的非洲。从他在非洲看到那么多自由生活的野生动物时，罗红的手就没有离开过快门。罗红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野外生活的狮子，才知道什么叫兽中之王。“它们就一步一步地朝着你的车走，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在非洲，罗红拍摄了外人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并带着一堆记录着故事的胶片回到了国内，而一个摄影圈朋友的话又让罗红爱上了天鹅。他开始了在国内追寻天鹅的旅程。
有一次，一位山西的朋友和罗红说，他知道在山西的一个湖里有上千只从西伯利亚飞过去越冬的天鹅。罗红当时就被那些白天鹅的照片惊呆了，立即就决定去山西拍天鹅。“那确实是有上千只，我当时都拍疯了，高兴得直在雪地上打滚。”罗红回忆的时候高兴得就像个孩子。
他说，到了当地之后，他就问朋友“天鹅在哪睡觉”。朋友笑他，“连这都不知道！在麦草垛里呗。”罗红记下了，转天早晨6点多钟，一个人悄悄爬起来，到了湖边一看，发现天鹅就卧在水面和冰面上睡觉。“他们都瞎说的。”罗红顽皮地笑着说。就像他自己发现了天鹅睡觉的“秘密”一样，在随后的几天里，罗红自己又拍下了许多别人没有看到的景象。
从探险游览的角度说，“探奇揽胜者，毋畏畏趣。游不险不奇，趣不恶不快。”越奇越远越惊险，越是一般人视为畏途，越能激发旅游者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对旅游者越有诱惑。
罗红总是会对旅行的目的充满了期望，对旅行中的奇风异俗倍感好奇。心思不是向后看，回望家乡；而是向前瞧着，热切地踏上征途。他心中只有远游，以及在远游途中恣意游览。

罗红
好利来集团总裁

跨越空间的游侠

游侠之所以为人向往，只是因为他们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游荡。安普若这个名字的风靡，来自于他的一部长篇网络小说—《回国驯火记》，虚拟世界的游荡造就了现实生活中反讽，小说以“海归”的视角描绘了中国官场的规则、商场的残酷与名利场的风月，还适当地引入了商务谈判、时尚品位和娱乐美食，实用性强，信息量大，又极具阅读趣味。这部小说在“海归论坛”连载后，立刻受到了“海归”与“小资”们的欢迎，浏览量达到了几百万，而安普若本人也成为了读者追捧的对象，大家尊称他为：“安校长”。
尽管在网络上他是一位受人拥戴的“安校长”，可在现实中，安普若却异常的神秘和低调，迄今为止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相貌以及身份。他曾在自己博客上挂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可惜只露了半张脸。
不过，因为长期旅居美国，他保留着大洋彼岸的很多生活方式，坐在昆明饭店的餐厅里，我向服务员要了杯热气腾腾的绿茶，他则要了杯咖啡，他说：“这东西喝多了，手抖。”
经常看《回国驯火记》的人，他们会自然的把安普若与小说主人公BOB（包博）联系在一起。对于没怎么出过国大陆“小资”阅读者们来说，BOB（包博）这个人物身上极具时代特征，他为读者提供了太多富于想象力的东西：天资聪颖，学识渊博，是名成功的海归创业者；风流倜傥，睿智幽默，富有情趣，招女人们喜欢；生活有品位，喜好美食，成天进出高级场所与精英派对。财富、权力、女人，奢靡的生活……
BOB（包博）是安普若手把手虚构的一个现代派的海归精英人物，水晶灯把咖啡厅渲染得更加富丽堂皇，安普若坐在那里，不停地用手机联系着晚上的饭局。那么，安普若在BOB（包博）这个人物身上投射了多少自己的影子？

旅居美国
在小说开始的时候，BOB（包博）已经是一名享受上了美国富裕生活的中产者，他卖掉了美国的游艇和NASDAQ股票，开始了回国前的包装，意大利的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和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西装一样来两套，劳力士游艇名士Rolex Yacht-Master的白金表，奥地利的Sihouette的无边眼镜……
BOB（包博）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位凯旋而归的“海归”，事实上他只是一位游荡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失意者”。安普若之所以虚拟这样的一个人物，是因为BOB（包博）代表了一部分“海归”的生活现实，尤其是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那一批海归群体。那么，安普若本人呢？
安普若原籍天津，携妻小定居美国芝加哥，女儿在读小学。1992年留学，他只带了100美金，便只身闯荡美国。留学前，学计算机出身的他曾在上海一家外企担任工程师，月薪400元外汇券，几年下来，他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5000美元。1992年，他成功地申请了美国一家大学的半奖学金。他原本以为不好签证，可万万没想到，负责给他签证的美国官员并没问太多，只是向他讨教了几个签证上的英文如何用中文表达，便让他顺利通过，毫无准备的安普若只带了100美金便飞往美国。
到校后，他第一期600美元房租还是朋友垫付的。为了生计，一边读书学习，一边去餐馆打工，双重压力，常让他睡眠不足。在餐馆打工，不仅睡眠不足，还常受气，一个台湾人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们大陆这帮猪，真笨！”
大学毕业后，他找到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开始享受到了美国的中产生活。娶妻、生子，定居在美国著名的“风城”芝加哥，吃牛排、喝咖啡、看NBA，生活稳定而悠闲。
他工作努力，做事认真，赤手空拳，没几年便单枪匹马地杀进美国的风险投资业，成为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目前手里掌控着几亿美元的风险基金。“9·11”后美国经济低落，又跟几个朋友回国创业。

生活现实
可能正是安普若的人生经历与生活现实与《回国驯火记》中的BOB（包博）有几分相似，所以，大家称他是 “原生态作家”。他拥有“商人”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他是这两种身份的旁观者和参与者，所以，这又让他能轻松驾驭笔下的浮华世界。
因为工作关系，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不管怎样，只要他每到一座城市，便会留意那座城市中好的餐馆、酒吧、画廊以及娱乐场所。
安普若在他小说里给我们大量描绘中国财富阶层的奢侈生活，也混杂了很多的时尚资讯与艺术鉴赏，别墅、轿车、服装、鞋子、手表、金笔、香水、电影、音乐贯穿着小说的每一个章节。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饭局，也是《回国驯火记》的“调味品”，法式西餐、日本寿司、美国牛排、北京小吃……
安普若喜欢美食，并四处向商界朋友布道说：“最好的人生就是尽量地吃吃喝喝，人生若是没了胃口，便失去生趣”。可能正因迷恋此道，所以他在小说中推荐的那些餐馆大受欢迎，不少“有产人士”经常拿着他的小说，按图索“食”。
有一次，地点是在昆仑饭店的“芭蕉别墅泰越餐厅”里，环境幽雅，档次和价格也高。来的人有张磊、李浩东、穆德骏、徐峥、李凯军等人，这几位都是投资界的精英，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国家政策与商业机会。那晚，他们谈的是把同济堂药业推到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事，还商量如何在纽约开上市庆祝PARTY。安普若说：“几千万的项目，通常是在这推杯换盏之间轻松完成。”
这或许就是大家称安普若是“原生态作家”的原因，他把自己的真实生活或从朋友那儿听来的故事，写到小说情节中。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在小说里写出那么真实的奢华场面，他的回答是：“我想不全是因为钱的问题。即便我给某位作家200万，让他们去享受和体验这种奢华、时尚的生活，他也未必能写出这般的感觉。”
他用了很多心思去描写中国各大城市的权贵阶层生活的浮华、糜烂的生活场面。比如小说里那座金碧辉煌、古色古香，山珍海味，无奇不有，隐于京郊苍茫群山之间的“花塔山庄”便给好奇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在他的笔下，“花塔山庄”是一座神秘得有点像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大开眼界》《Eyes Wild Shut》里那个充满酒池肉林的色欲“城堡”。美女、美食，活脱脱一个中国富人的享乐天堂。
虚构中的“花塔山庄”只有拥有特殊的VIP会员才能进入，客人统统是达官显贵、知名人士。院子内停放的全是豪华轿车，不是宝马便是奔驰，最差是奥迪，凡是进去的车辆都要用红布罩住车牌号，以免暴露来往客人的身份。作陪的全是漂亮“小姐”，吃的尽是 “宫廷菜”，既有 “百鸟朝凤”的“野味斋”招牌菜，也有红燕、飞龙、鹌鹑、天鹅、鹧鸪、彩雀、斑鸠、红头鹰的传统“禽八珍”，还有百灵、孔雀、鹦鹉、禾花雀、山雀、喜鹊、珍珠鸡，乳鸽的现代“禽八珍”。
侠其实说的是一种行为状态，凡是靠着豪气结交、患难与共的方式，结交成为势力者都可以被称为侠。由此看来具有侠的精神之人必定具有相当背景实力。这与我们想象中的荆轲似乎大相径庭。武侠荆轲，齐人，迁徙于卫。又游走之燕，最终在一场悲壮的刺秦大戏中完成千古威名。而今天生活中文侠游荡的空间更为广阔，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到虚拟空间的方方面面。

安普若
网络小说当红作家，
海归，商人……

峰顶上的朝圣者

王石通过登山成就了他的正果。今天，他依旧会说：“登山是我的生活，万科是我的事业。”只是在征服了“7+2”这个课题之后的他会进一步说：每一次出游都是精神上的冒险。
其实，人为什么要出游？他们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花费大把的银子，奔波劳顿，赶飞机、挤汽车，背大拎小，饮食不调，起居无节。虽然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是可以增广见闻、开益胸襟，却也多了不少担惊受累、被抢被骗，乃至染病出事的机会。如此营营扰扰，所为何来？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共通且无法反抗的心理因素使然，当这种心里的潜意识被激发并显现出来的时候，犹如本能的冲动，可以冲破一切理智和意志。因此，荣格把旅游看作是一种释放：“到未知地去探险的探险家给人一种解放，冲出密封生活的一项，表现了超越的特征。”
1995年，王石的腰椎上长了个血管瘤，压制左腿神经。医生说，要接受卧床的治疗，而且一旦血管瘤破裂，甚至可能导致下半身瘫痪。但恰恰是这场病，成为王石投身登山的动力。他认为自己如果躲避不了瘫痪的可能，不妨趁着身体健全的时候，了却一些心愿，做一些一直想做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比如一直都想去西藏。1997年，王石决定去了却心愿。他拖着病腿，毅然去了一直梦想去的西藏，爬了生平中的第一座雪山。“从西藏回来后，我就迷上了登雪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但如果现在有人告诉我，明天我就得坐轮椅，我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其实王石的幸运也在于此，如果不是身处一个似乎不能解脱的困境，也就没有了寻求解脱渴求新生的巨大动机。在这个人生的的重要时刻王石选择了一条走向新生的道路。如同我们的先人们，在靠渔猎或采食野果为生的部落中，年轻的人必须孤独地到一个神圣处旅行。在这个过程中，他必定陷入某种恐惧和冥想，逐步在心理上达到一个忘我的境地，或许他会遇上自己的守护神灵，它们以鸟兽或者以自然界的任意形象出现。而那个年轻人也只有与这个环境中的灵魂合而为一，方能让自己成人。
也只有游过神山的人才能对那种景致产生敬畏，年逾不惑的王石恰是在与神山的近距离接触中体会到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寻找到一种超越人格解放的意境。
为什么登山？“因为山在那里。”在珠峰遇难的英国著名登山家马洛里的这句至理名言被以后的登山者奉为金科玉律。尽管答案就这么简单，但简单背后却充满哲理。在那些投身极限运动的财富新贵们身上，有许多旁人缺乏的特质，这也是他们经营企业所必备的素质，那就是与勇气、挑战性、冒险精神紧密相连的人性光辉。
在攀登珠峰时，王石携带的氧气不足以维持他登顶后下撤到安全地点，面对生死抉择和近在眼前的世界之巅，他只是朝顶峰的方向挥了挥手，示意向导继续前进，之后凭靠捡拾别人丢弃的氧气罐中的残留氧气下撤到了安全地点。
事实上，王石就曾面对这样的质疑：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登山、跳滑翔伞和航海中度过，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是否应该拿企业的前程和股东的利益去做赌注，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自己喜爱的极限运动。对此，王石说，自己是在理智地冒险，他会借助专业人员的知识和经验解决这些风险。在登山中他收获的是“因超越自我而满足的欢笑，情同手足友谊的欢笑，追求生命本真而喜悦的欢笑”。
在王石的眼中，旅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朝圣，在旅途中，虔诚者逐步去了解死亡的意义，但这并非“最终审判”的死亡，亦非最初能力的考验，只是在一些怜悯的精神支撑和培育之下，所进行的解放、复活、救赎之旅。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在回望中迁徙

士游于乡校，商旅游于市，工游于艺，这都是中国古人游的精神。安居才能乐业成为传统其实是比较晚的事情了。自然，现代生活中，安居与迁徙都是人们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与以往的时代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也并不会觉得脱离本乡本土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他们的迁徙往往背后还是含有对其本人而言非常重大的意义，就大体而言还是因为生计的问题。
相比而言，美国人麦彻同对于来中国定居的事情，考虑得就简单很多了。当面对采访的时候，他也许会说，他喜欢来中国创业。而当你真正走近他，和他拉起家常的时候，他会非常由衷地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家庭、他的女儿。
“在加州我们住的地方，衣服，汽车都是最好的。生活条件上优越并不能让我觉得那么的踏实。尤其是对我的女儿，你知道在美国可能影响孩子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而在中国即使上了高中的孩子他们依旧可以是孩子，这是多么好事情！”
从麦彻同的眼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来那种因为正确地选择而显出异常兴奋的得意之色。当然，每一个选择都有其身后原因的。麦彻同的中国情结也是这样。他会回忆在上大学的时候，多数美国同学都会关注日本，因为大街上跑的日本车比美国本土的车还要多。麦彻同之所以选修中文完全是因为他觉得在地图上中国比日本大得多，因此学习中文或许会更有意义。他在耶鲁的时候选修中文也就10多个人。而20年后的今天，中文显然成了耶鲁非常热门的语言了。
1982年，当真正地进入中国以后，麦彻同才亲身感受到了一个与美国或者和其他他去过的任何一个世界不同的国度，“我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周日跟着旅游团来的。那时候也没有太多想象，那时候的这里没有电视节目，没有电影。而实际上，在来中国之前我也对这里几乎无从想象。”
“1987年我回国去上学，后来的6年都在美国，和中国没什么关系。在此期间我结婚，有了两个小女儿，我的太太也是白种人，也会说中文。我们平时也会敦促给孩子补习汉语，跟你们的父母对你们英语的要求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无论在任何时代父母对孩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回忆起自己的母亲，麦彻同异常感慨：“我10岁时，父亲出车祸离世了，我祖父母和我母亲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小时候我在一个很小的城市生活，类似于中国的兰州或咸阳这样的地方，家里也没什么钱。但我很喜欢上学。我的母亲是很强势的一个人，有自己想法，不管你想什么。那时我父亲死了，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她原先是不工作的，但这件事出了后，要重新去找工作，养活我们，供我们读书。”2003年，麦彻同和他的太太决定回到中国，也许教育孩子是他们当时唯一的目的。在我们熟知“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孟子的母亲是相当强势的，作为一个家庭的支柱，她认为只要有必要，就能作出改变一个家庭迁居的决定。
有人说来到中国之前，麦彻同身家上亿。只是在他口中自己只是一个“硅谷的逃难者”。在这个自我评价中幽默的感觉是美国式的，谦虚则充满了中国味道。也许是受了中国文化的浸染，麦彻同说过这么一句颇有回味的话：在中国生活，他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去了解美国。

麦彻同
环球资源副总裁

人生在路上

在《红楼梦》中曾说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其意别有所指。现实世界中则往往女人是土，男人才是水。男儿志在四方，鸿鹄高飞，女人安分守己，顾家怀居。
苏灿群却恰是那种水做的女孩，外表丽质的她却有着男儿一般的心胸与大志，游历四方，甚至可以说四海为家。当你问她走过那么多地方何处为家的时候她只会回答：家也许是下一个地方。
自幼生长在香港的苏灿群和许多同龄的香港孩子一样选择去海外读大学。在澳大利亚明媚的阳光下，苏灿群进入了一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的、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地方。”而澳洲除了清新的空气、阳光、海滩之外，更多的是那种惬意的生活。在澳洲享受生活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种节奏……”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香港的节奏，就是在这个异常自由、舒适的节奏中苏灿群完成了她的大学旅程。并且在她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无法释怀那个节奏她依旧留在澳洲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
人总是需要在变换中寻求自我的。因为在澳洲生活了那么多年。有一天苏灿群忽然对那样的一种生活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厌烦感。甚至她会想在一个太安逸、太有节奏感的地方，是不是会让一个年轻的女性迅速地变老？更为重要的是，在澳洲作为一个亚洲人似乎总是难以找到一种工作价值上的认同感。几种因素的交织，苏灿群选择了回香港。当踏足香港的那一刻，她甚至感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空气。热辣、极速流动的气流让苏灿群感觉到了香港的脉动。这是一个令她激动的地方，生养之地的感觉让她意识到了某种的留恋，而更令她澎湃的是那种澳洲永远不会有的、只属于香港的那种活力。
从一开始找工作、到进入柯尼卡美能达，苏灿群在香港的生活、工作显得是那么驾轻就熟。 除了学历、工作经历之外最重要的是苏灿群所在公司对她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工作能力的认可。而苏灿群也显示出特别的乐于接受新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如果说澳大利亚那优美的环境会侵蚀一个年轻人的进取之心，而香港异常迅速的工作节奏会让人身心俱疲，那么上海作为一个兴起的具有传统东方色彩的都市稳重的节奏也许会让人感到某种适应。
苏灿群在选择到上海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当她一步步融入上海这个城市的时候，才慢慢地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节奏。对一个城市的适应的过程一定是从不适应到妥协的。苏灿群会说，上海很好！我在这里可以找到菜做得很好吃的阿姨，能够住上非常宽敞的大房子。而这些在香港是很难的。只是楼前工地在夜间吵人的声音是这些完美之后的小小遗憾。其实，只要是常在旅途上的人都会知道，所有的遗憾往往都是日后津津乐道的焦点。
“我现在很难说哪里就是我未来的家。”今天的苏灿群不愿意把自己的未来圈定在某一个地方。她也会随口述说或许以后会把家安在香港、悉尼或者上海……只是在这一个随意之中，能让人感到某种感情甚至是一些牵挂。
当我们把苏灿群看作是一个游行者的同时，我们是以一种居人的状态自诩。与那种把旅游当作朝圣的人相比，全身心地做一个游子又是一种境界。他们把游历当作人生的必然追求的同时，他们或者她们则一定在这一过程中体味着人生的种种苦楚、享受其间的种种乐趣。无论是居还是游，就整个人生而言都是一个状态，居是暂时的，游则是永恒的。

苏灿群
柯尼卡美能达
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宣传主管

一西平措的斗室
与九洲

大致说来，收藏总是与“游”密不可分的，但此中游的境界却有很大不同。一西平措，因为去年的一次明永乐年间的佛教艺术品拍卖而声名鹊起的收藏家，对“藏”与“游”的关系别有心得。
一西平措35年前出生在北京，其祖上一直是班禅大师的仆从，替大师打理各种外联的事务，一西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虽然已经卸任多年，但仍旧对藏传佛教有着强烈的认同和眷恋。他 17岁的时候投奔日喀则的亲戚，重新回到了西藏。之后，他开始跟随寺院的活佛学习佛教艺术，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所有藏区，实地调查了大量现存的藏传佛教的艺术表现形式。后来，他前往泰国，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佛教的艺术理论和历史，对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艺术有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了解。从 1998年开始，他遍游世界各地，凡是有藏传佛教的地方，有佛教艺术收藏的博物馆，他几乎全部都走过。2003年，他开了一家公司，专门收藏顶级的佛教艺术品。
迄今为止，一西平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种匆忙或从容的旅游中度过的。在他看来，与收藏有关的游可以区分成三个不同的境界。
首先，但凡及门的收藏家，大多都是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毕竟，单靠朋友转手或拍卖行，就会失去很多收藏的乐趣。大多数喜爱收藏的人恐怕都曾经乔装改办到民间去收购各种家传的宝贝，旅行的艰苦、遭遇的危险、老乡的淳朴热情、砍价的过程恐怕都已经成为收藏家最宝贵的记忆，有时甚至成为其藏品价值的一部分。一西很少到民间收东西，他跑遍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其实是出于一种学者的热情，要了解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藏传佛教艺术在各个地区的发展变化，了解这些艺术表现形式赖以呈现的当地社会的历史文化。
其次，每一件的藏品都是某一区域文化的历史见证，大多数收藏家不论是出于鉴别还是鉴赏的目的总是要对藏品进行研究，在观察和把玩的过程中，收藏者透过藏品，已经穿越了广袤的时间与空间。晚明名士屠长卿曾说：“坐一室即是九洲”，我无法知道他当时是否也收藏了遥远时空的珍品，但一西无疑是做到了。所谓“卧游”或者“神游”固然是极难企及的境界，李白可以梦游天姥，孙绰可以神游天台山，可这怎么听起来也有点玄乎。
而对一个收藏者来说，每次面对一个熟悉的藏品，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一西说，他可以和佛像对话，那些佛像总是某个不知名的能工巧匠的作品，就像罗丹可以通过一只手来向几百年后的人们诉说自己体会到的上帝的悲悯一样，那些巧匠同样在造佛像的过程中关注了自己对佛的虔诚和感悟，面对这样一尊佛像，其实就是两个心中有佛的人在交流。同时，每个佛像的姿势、手印和表情，都是佛教法脉中的一个片段，一西长期生活在寺院中，受佛理的濡染之深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加上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可以自然地通过一尊佛像进入佛陀当日讲经说法的情景，这不只是一个符号解读的过程，也不是一般的收藏者通过知识能够获得的游的体验。而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才能够体会到的精神之旅。
对于一西来说，他的藏品似乎是一个个遥远时空的入口，面对它们的时候，他总是能够自由穿梭于各个不同的文化世界当中，这恐怕是远胜于游历名山大川的。
再次，也是一西最为特出之处，是他最终在追求忘记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一西回到西藏开始学习佛教艺术之后不久，便开始对佛教义理本身产生一种冷漠的情绪，他自己也不太说得清是因为什么，后来更加严重的是，他开始怀疑佛教的义理到底是不是一种终极的真理。虽然他的学习和工作那时还是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自己很清楚这种游离状态带来的困扰。后来，一次去香港，当他在大佛脚下钻出车门的时候，忽然有一种遭人棒喝的震惊，“就像头顶打了一个雷一样”，他重新意识到，佛教永远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也许是出于对那种游离的忏悔，也许是因为重新回到正途的喜悦，他一步步磕着头来到大佛脚下，转遍了所有的经桶，他说，也许是从那时开始，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在一西看来，佛的训导是真正能够温暖和安慰人心的智慧，这种智慧根本就是超越时间的。
与中国慎终追远的历史观念不同，印度人明显缺乏好古之心，对印度人来说，时间其实不是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东西，这其实是受到了佛教影响的。所以，一件佛教艺术品，从收藏的角度来说，历史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从其精神价值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佛陀在2000多年前说过的话，对一西来说就仿佛昨日说过一样，那些造像所启示的慈悲与智慧，并不因为它产生于北魏还是明朝，或者今天而有什么差别，重要的是，造像者和观摩者要同样虔敬地去感悟和聆听佛的教诲。他坦陈自从那次香港的棒喝之后，自己总是希望能够为佛教义理的传播做些事情。
他将即将开业的展厅设在昆仑汇，这是北京最昂贵的购物场所，几乎每一块地板上都闪着商业的金光，这些沉默的造像能够和现代商业和谐共处吗？一西说，如果一定要将佛教关在古色古香远离都市的寺院中，其实反倒是对佛的误解。从维摩诘说法开始，佛教就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并不是要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悟道，佛教既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山林，众生秽土即是佛陀净土。“缘理断九”的高山佛教恰恰否定了众生皆可成佛的教义。
中国人讲五湖四海皆朋友，大意是说走出去结交朋友，而对古玩的收藏让一西平措在斗室间就结交了八方挚友。正是因为这份对藏传佛教文化的爱好，作为京城古玩界名人的姚杰也被带入其中，甚至有些不能自拔。在这些朋友眼中，古玩不是死的，而是具有相当的灵性，能够以种种造型、神态引领他们作那种跨越时空的旅行。超越了时空还怎么游？其实，超越了时空也便超越了“游”与“不游”的差别了。藏传佛教最近几十年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迅速普及，这固然有着西方人自己的文化危机和浪漫想象作为背景，但一西也强调说，佛法不是说给印度人、藏族人或者中国人听的，而是说给全人类的。超越了时空，也便超越了所有基于地域、等级、种族的那些无谓的隔阂，慈悲心升起的时候，人和万物俱为一体，人和人还有什么恩怨不能化解呢？中国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论如孔夫子游于方内，还是庄周游于方外，其根本目的恐怕也不是为了增广见闻，而是要破除那种定居社会特有的自我中心。一西身游世界，心游万仞，用心也便在这里了。

一西平措
尚仕雅集（国际）文化 艺术顾问有限公司
董事长

游仙的方内与方外

中国人骨子里面就有着对“游”的渴望，而这种渴望的实现是要以社会的富足为前提的。居士佛教的时代，游仙理想也许无法实现得那么纯粹和充分，但至少让我们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方外的世界，那是我们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中几乎忘记了该如何想象的。

如果撇开红学家们没完没了的争论，贾宝玉的一生大概可以分成方内与方外两个部分。在出家之前，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消磨在了大观园内，但不要小瞧了整个只是为省亲兴建的纪念馆，里面从茅舍到园林，从山泽到寺庙，样样俱全，这是一个脱离了宫殿的江湖世界。贾宝玉悠游其中，并不亚于遍游天下。而他的另外一种方外之游，包括梦游太虚幻境，夜祭芙蓉女儿，以及出家之后跟随一僧一道遍游天上地下。方外之游自然不是贾宝玉的发明，那一僧一道代表了佛家和道家、道教的文化传统本身就都是云游不定的。“斗室即九洲”大概算得是方内之游的至高境界，而如妙玉般的槛外之人却未必认可，在她看来，能将九洲看作是斗室，也许才勉强算是懂得“游之真谛”的人。贾宝玉历尽繁华与没落之后，终于看清了这个道理，出家去了。
《红楼梦》是个没有年代的故事，它要说的是一个普遍的道理。中国人向来缺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不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来得不那么真实，但我们尤其善于想象仙山。从昆仑到瀛洲、方丈、蓬莱这些虚无缥缈的仙山，到后来天台、武当、峨嵋，凡是名山大川都必有仙人游荡。我们把世界分成方内方外，做方外之游隐隐约约是所有中国人的终极梦想。而方外之游总是和方内的经历有关。一种当然是在方内很失意，就像贾宝玉一般，从权力和财富的顶峰骤然跌落，顿悟到方内之事虚幻无常，心灰意冷，遁世而去了。
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是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他本名王 一，出生于宋代，长于金代，原名王中孚，是陕西咸阳人。曾经应过科举，但没有考中，后来便弃文习武去了，舞刀弄棒，在金代天眷年间居然还混了个武举人当当，所以改了名字叫作世雄，俨然赳赳武夫的模样。可后来不知怎么又把功名给脱落了，便每天跑到酒店里面去借酒浇愁。据说，他有点神神叨叨的，到处讨饭，伏冰卧雪，自称“王害风”。后来，便自称遇到两位仙人，教了他口诀，还给他神水喝。于是，转眼间，他便成了道士，自号重阳，并陆陆续续收了全真七子，开创了有宋一代最辉煌的教派全真教。佛道两教中类似的人物是不少的，所谓“看破红尘”多少有些无奈的味道。
另一种情况则完全相反，不是将方外作为一种退路，反而当作是一种进路，就像大理国的皇帝一样，皇帝都当过，世间事再没什么新鲜的了，于是游心物外，做活神仙去了。在这方面，弘一法师是近代社会的典型。弘一法师出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世家，父名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1865年）会试中进士，曾官吏部。后来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颇为富有。李叔同5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25岁时，母亲去世，李叔同东渡日本，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力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促进了祖国新音乐的发展。
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在国内发行，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1906年，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从留学法国的名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油画。这个学校是当时日本美术的最高学府，分别用英语和日语授课。李叔同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从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浅二郎研究新剧的演技，遂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春节期间，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春柳社首次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艺名息霜）饰演茶花女，引起许多人们的兴趣，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
回国后，李叔同与同事夏 尊、美丹书、堵申甫交往密切；校外常往来的有马一浮、林同庄、周佚生等。马一浮早已研究佛学，是一位有名的居士，对他的影响特别大。有一次，夏 尊看到一本日文杂志上有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断过食。说断食能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列举实行的方法。李叔同听后决心实践一下，便利用1916年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实行。经过17天的断食体验，结果良好。他取老子“能如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同时对于寺院的清静生活也有了一定的好感。
1918年，就在大势至菩萨生日这天，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了。由一个浊世公子，而留学生、而艺术教育家、最后成为律宗高僧的弘一大师，早年才华横溢，在艺术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为人可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了。他在方内的成就已经足够出众，但最终觉得方内之事已无可追求，他的一生和贾宝玉一样可以分成方内方外两个部分，但与宝玉不同的是，他并非因厌倦世态炎凉而遁世，反而是因为要求更高之智慧才皈依佛教的。
有人说，中国的财富阶层这些年来突然开始“心中有佛”，是因为求神保佑生意顺利的缘故，也有人说，是因为风险社会下的心理恐慌。这些说法恐怕都忽略了一点，中国人骨子里面就有着对“游”的渴望，而这种渴望的实现是要以社会的富足为前提的。兵荒马乱的年月，人们出家和逃荒实在没什么大的差别，而勉强糊口的日子又实在不堪支撑游仙的逍遥。居士佛教的时代，游仙理想也许无法实现得那么纯粹和充分，但至少让我们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方外的世界，那是我们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中几乎忘记了该如何想象的。